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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星主编《国家与民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4月。
[2] 周星“国家与民俗——中国民俗学必须直面的研究课题(提要)”，中国民俗学会第六届代表大会暨“新世纪的中国民俗学：机遇与挑战”学术研讨会，北京，2006年3月。
[3]高丙中“民间的仪式与国家的在场”，郭于华编《仪式与社会变迁》第310-33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0月。
[4]周星“民间文化的可能性：公共性与国民文化”，在“海峡两岸民间文化学术论坛”上的发言，北京，2007年3月17-18日。
[5]周星“‘文革’中的民俗文化现象”，中国民俗学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暨第五次学术讨论会论文，北京，1993年10月26-29日。
[6]“书本子”是指鲁西南一带农村妇女的鞋样本子。参见潘鲁生、赵屹“谁家的书本子”，《民间文化论坛》2004年第6期。
[7]潘淑华“‘建构’政权，‘解构’迷信?——1929年至1930年广州市风俗改革委员会的个案研究”，郑振满、陈春声主编《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第108-122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
[8]邓正来“导论”，邓正来、[英]J.C.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
[9] 河野真『ドイツ民俗学とナチズム』、第619-658頁、創土社、2005年8月。
[10]沃尔夫冈·卡舒巴(Wolfgang Kaschuba)“面对历史转折的德国民俗学”(吴秀杰译)，《民间文化论坛》2007年第1期。简涛“德国民俗学的回顾与展望”，周星主编《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第808-858页，商务印书馆，2006年3月。
[11] [美] 丹·本-阿莫斯“《科技世界中的民间文化》序言”，李扬译著《西方民俗学译论集》第95-96页，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
[12][美]J.H.布鲁范德(李扬译)《美国民俗学》第20-27页，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12月。
[13]杨利慧、安德明“美国当代民俗学的主要理论和方法”，周星主编《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第595-638页，商务印书馆，2006年3月。
[14]参阅岩竹美加子編訳『民俗学の政治性――アメリカ民俗学の100年目の省察から』、未来社、1996年8月。
[15]福田アジオ「政治と民俗 民俗学の反省」、桜井徳太郎編『日本民俗の伝統と創造』第23-39頁、弘文堂、1988年1月。
[16]丸山泰明「文化政策としての民俗博物館――国民国家日本の形成と『国立民俗博物館』構想」、『年報 人類文化研究のための非文字資料の体系化』第53-77頁、神奈川大学21世紀COEプログラム研究推進会議、2006年3月。
[17]佐野賢治他編『現代民俗学入門』第246-288頁、吉川弘文館、1996年3月。
[18]钟敬文“民俗与国情”，《民俗》杂志复刊词，1992年第1期。刘锡诚“民俗与国情备忘录”，《报告文学》2002年第4期。
[19]钟敬文著《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第36-39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12月。
[20]“民俗”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范围并不能等同，前者更为一般化，后者则特指经过筛选、被认为具有正面价值的文化事项。因此，对于民俗学者来说，参与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的调查、研究或咨询等，只是其学术活动的一部分。
[21]高丙中“文化自觉与民族国家的时间管理”，中国民俗学会、北京民俗博物馆编《节日文化论文集》第1-15页，学苑出版社，2006年1月。
[22]田村和彦「国家政策と漢族の葬儀」、『アジア遊学』、No.58、第24-35頁、勉粘霭妗?003年12月。
[23]“掌柜的”是指在“花儿会”上雇佣或组织花儿歌手进行演唱的人，大体上可以将他们理解为“花儿会”上不同“花儿摊子”的实际赞助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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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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