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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参见拙作《作为学术史对象的“民间文学”》，《民族文学研究》，2004年第1期。
②可以参见祁连休、程蔷主编之《中华民间文学史》“导言”，第3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段宝林主编之《中国民间文艺学概要》“序”，第1页，澳门大学出版中心，1998年。
③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卷，第14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④见《妇女杂志》1921年1月第7卷第1号。引文据《胡愈之全集》第一册，第142页。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
⑤《北京大学校史（一八九八——一九四九）》（增订本）第11-1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
⑥刘半农：《国外民歌译》第一集，第1页。上海：北新书局，1927年。
⑦据常惠在1923年《歌谣周年纪念增刊》上发表的《一年的回顾》中说：“在我们开始征求的时候，除了把简章在报纸和杂志上披露以外，满打算作一个大规模的运动，把简章印刷多份，分寄各省的教育厅长，利用他高压的势力，令行各县知事，转饬各学校和教育机关设法广为采集，汇录送来。这样一来，哪愁采集的地方不能普遍（原文如此——笔者注）！谁知‘大谬不然’，结果，那些文书都是杳如黄鹤，未曾发生半点影响；于是我们才知道这种政策是完全失败的。”又可参见《民间文学》1961年9月号上发表的常惠《鲁迅与歌谣二三事》。
⑧ 1918年5月20日《北京大学日刊》之《歌谣选由日刊发表》。
⑨以上引文均见《周作人文类编》第六册，第503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
⑩鲁迅博物馆藏：《周作人日记》（上），第488页。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年。
(11)参见周作人《一点回忆》，《周作人文类编》第六册，第608-613页。
(12)参见张之伟《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稿》第7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又，魏建功《歌谣四十年（下）》中说：“五四后《歌谣》尚未出版的时候，新期刊继《北大日刊》之后而发表歌谣谚语，已成为一种风气。我曾经参与过的李辛白（笔名姜素）主办的《新生活》，就经常发表歌谣谚语，作为反帝反封建通俗宣传的武器。”见《民间文学》1962年第2期第70页。
(13)例如北京琉璃厂附属中学少年学会所编之《少年》等。
(14)《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12月14日。
(15)比如经费困难，实际主持人周作人天生不是积极做事的性格且身体不好等。
(16)据容肇祖《北大歌谣研究会及风俗调查会的经过》说，《歌谣》创刊之前几年征集的歌谣“约有二三千首，地方有二十二省”。而《歌谣》创刊后仅半年时间，“从十一年十二月到十二年六月止，总计投稿的省份有二十二省，二特别区域（京兆及热河），共得到三千八百六十九首”。载《中山大学》1928年7月出版的《民俗》第十五、十六合刊。
(17)《歌谣》周刊创刊号。
(18)《周作人文类编》第六册，第615页。
(19)有关情况主要见于《从猥亵的歌谣谈起》，见《周作人文类编》第六册，第614-618页。
(20)《歌谣》周刊第96号第一版，1925年6月21日。
(21)顾颉刚编著《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第6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22)比如它在“地域的系统”里对九个区域的先后排列，就是以现在可知的有关各地域的最早记载为标准，而其“研究的结论”第一项就以此来说明“就历代的文化中心上看这件故事的迁流的地域”。但是我们知道，一个传说的实际存在和它的被人记录以及该记录文献能否流传至今，其中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现存的最早记录并不足以构成传说时间的先后顺序，而在此基础上延伸出来的流传路线，则更加难以据信。
(23)其实就在“历史的系统”方面的研究，仍然存在着前注中分析的问题，顾颉刚甚至很有将现存资料当作唯一资料或者最早资料来看待的倾向，就是张荫麟所批评的过分使用“默证法”，即没被记录就等于不存在。见张荫麟：《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古史辨》第二册，第50-51页。北京：朴社， 1926年。
(24)《歌谣》周刊第63号，1924年10月12日。
(25)《吴歌甲集》第90首《自从一别到今朝》，顾颉刚题注：“此为妓女怼狎客的歌，颇有不易明了的地方。”札记第五因看了百代唱机中说明书，发现该首乃是从乐歌转为徒歌的，但该机片说明书不完整。札记第九中，钱南扬来信提供了机片与唱本两个版本，调式、衬词均同，以此再回看吴歌第90首，非独将许多“不易明了的地方”弄明了了，而且顾颉刚认为“于是我们始可见得这首歌的全体了”，“机片与唱本有前后的不同，唱本与徒歌有繁简的不同”。这一判断大致是可以接受的，但细按吴歌第90首，若说它简省了那些重复与衬词，当然没问题，但其中H段“不必费心了”两句皆缺，就很可证出搜集方法的不密。因为虽然从乐歌转为徒歌，毕竟曲调还在，而且该曲又是四句一回环的重复，衬词、过门均无变化，一段中漏去两句话是无法唱下去的。详见拙作《顾颉刚与现代民间文艺学》，收于陈平原主编之《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26)1936年4月4日《歌谣》周刊第二卷第一期上胡适的《复刊词》就介绍北大恢复歌谣研究会之后的一项任务就是“编辑‘新国风’丛书”，该期上并附有《编印新国风丛书计画》。
(27)萧汉《扬州的传说》“跋”中说：“捡到麦子开磨坊。几篇小品，印刷印刷，聊当屠门之嚼。但以赠给有情的人们消遣，不为无因。”《典藏中山大学民俗学丛书》（上），第719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4年。
(28)有关情况参见施爱东未刊博士论文《论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学科创立和学术转型——以中山大学民俗学运动为中心》之“第三章合作与分歧：各向同性”。本文写作多有受该文启发者，特此鸣谢，不一一注明。
(29)徐中舒：《跋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见芮逸夫：《中国民族及其文化论稿》，第1062页，台北，艺文出版社，1972。马长寿：《苗瑶之起源神话》，见《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上），第493- 527页。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231-241页，科学出版社，1960。
(30)赵世瑜：《眼光向下的革命》，第147-150。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31)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第245页。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另，赵卫邦在《Modern Chinese Folklore Investigation》中说：“主要缺点是，那些民俗学研究工作的创始者们没有一个人充分熟悉民俗学这门科学的性质、理论和方法。……很难立刻拟定出一个恰当的计划。”原载辅仁大学《民俗学志》1942年1期，此转引自《眼光向下的革命》第149页。
(32)本节内容多取自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第十五章“外国民俗学概况”，引文分别见第426页、 141页和42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
(33)杨成志译：《民俗学问题格》，原为班恩女士《民俗学手册》中的两个附录的选译，1928年6月作为中山大学民俗学会丛书出版。
(34)柯克士著、郑振铎译：《民俗学浅说》。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
(35)江绍原用“谣俗学”对译folklore，即“民俗学”。他在该书中说：“谣俗学通称‘民俗学’，从日译也。”（英）瑞爱德原著，江绍原编译：《现代英国民俗与民俗学》第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据1932年版上海中华书局《现代英吉利谣俗及谣俗学》影印，1988年。
(36)《现代英国民俗与民俗学》第268-269页。
(37)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第439页。
(38)北京大学档案馆BD1935008。
(39)魏建功：《民间文艺讲话》，见《魏建功文集》第伍卷，第314-347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1年。此即作者1935年在北京大学的讲课稿，曾在北大出版组石印。
(40)参见拙作《朱自清与歌谣》，《民俗学刊》第6期，澳门出版社，2004年12月。
(41)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著：《清华大学校史》，第15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42)何耿镛《汉语方言研究小史》中就说：“二十世纪初期对方言调查研究的注意，可说是在清末民初新文化思潮的影响下，由于民俗学的兴趣促使对民间歌谣的整理研究引起的。”第89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
(43)《致中文系教授会书》，见《魏建功文集》第伍卷，第60-64页。
(44)北京大学档案馆BD1912001-1，以下档案注释均采自该馆，故仅列序号。
(45)BD1912001-2。
(46)原载《北京大学日刊》1917年12月2日，转引自王学珍、郭建荣主编之《北京大学史料 第二卷·二·1912-1937》，第1056-106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另，该书后面还附录了陈独秀的《文科大学现行科目修正案》，倡议在“中国史学门”开设“民俗史及宗教史”，原载《北京大学日刊》 1917年12月29日。
(47)BD1919029-2。
(48)BD1919029-2。
(49)BD1919029-2。
(50)BD1930014。
(51)BD1933014。
(52)BD1933014。
(53)BD1934009。
(54)BD1935008。
(55)LD0000069-3。
(56)LD0000069-3。
(57)WB0000010。
(58)王学珍、郭建荣主编之《北京大学史料 第三卷·1937-1945》，第311页、31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59)WB0000022。
(60)LD0000027。
(61)LD0000033。
(62)LD0000051。
(63)LD0000069-1。
【作者简介】陈泳超，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博士。
(文章来源：《民俗研究》2006年第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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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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