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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叙事中夹带大量诗词，这无疑是中国古典小说最引人注目的的特点之一。唐人工诗，既作意著小说，不免顺手牵入几首小诗以添风韵神采。只因无意求之，反倒清丽自然。历代评小说的赞其所录的“诗词亦大率可喜，’(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二酉缀遗》);品诗的也称其小说中诗“大有绝妙今古，一字千金者”(杨慎《升庵诗话》卷八“唐人传奇小诗”条)。后世文人纷纷效颦，甚至有以诗词文藻堆砌成篇的。自元镇《莺莺传》开以赠诗表爱情的先例，作家只要捏造出两个才子佳人，就能在小说中无穷无尽地吟诗作赋。难怪《红楼梦》第一回石头兄要讥笑世上文人为卖弄“那两首情诗艳赋”而“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现成的例子是魏子安的《花月痕》。(43)辛亥革命后，徐枕亚创作《玉梨魂》、《雪鸿泪史》，引录大量诗词，显然受《花月痕》影响。徐曾自叙“弱冠时，积诗已八百余首”(44)，《枕亚浪墨》也收录其“枕霞阁诗草”五十三题，“庚戌秋词”十七首和“荡魂词”三十阙。这些诗词风格之哀艳秾丽，一如小说中梦霞与梨娘的酬答。说他作小说为保存诗词旧作可能冤枉;可说他借才子佳人卖弄诗才却一点不过份，特别是那比《玉梨魂》“诗词书札增加十之五六”的《雪鸿泪史》。《雪鸿泪史》全书共引录诗词二百余首，其中第四章只缀以数语记事，余皆为诗词酬答，难怪号为“爱阅哀艳诗词者，不可不读”(45)。
中国古典小说之引录大量诗词，自有其美学功能，不能一概抹煞。倘若吟诗者不得不吟，且吟得合乎人物性情察赋，则不但不是赘疣，还有利于小说氛围的渲染与人物性格的刻画。讥笑世人卖弄情诗艳赋的曹雪芹，不也在《红楼梦》中穿插了一百二十四首诗、三十五首曲和八首词吗?(46)“新小说”家旧学基础好，不免也偶尔逞逞才华，于小说中穿插诗词。只是第一，这些诗词都力图织进情节线中，构成人物命运的有机组成部分。如《老残游记》第六回、第十二回老残的吟诗发感慨，诗虽说不上好，可毕竟不俗，颇合老残身份。第二，这些穿插的诗词数量极少(辛亥革命后的言情小说除外)。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三十八至四十回，虽录几首题画诗，毕竟并不威胁叙事的顺利进行;《剑腥录》中仲光吹捧梅儿词“直逼小山”，梅儿赞叹仲光词“步武玉田”，但也只各录一首。第三，出现一些引外国诗歌入小说的，如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中录拜伦的《哀希腊》、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中录拜伦的《大海》。第四，作家有意识地反对中国古典小说中矫糅造作的随处吟诗。刘鹗《老残游记》十三回借翠环之口讥笑文人作诗为“不过造些谣言罢了”;二编七回则干脆把作诗比作放屁。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五十回则对《花月痕》的动辄吟诗热讽冷嘲。中国古代小说中才子佳人的满口诗赋，不见得就此给吴趼人骂跑，不过起码作家引诗时不免有所顾忌。(47)当然，更重要的也许是作家主要关注社会的政治层面，冷落了才子佳人，故早期“新小说”很少引录诗词。而一旦才子佳人重新得势，骄四俪六诗词曲赋可能马上卷土重来，辛亥革命后的言情小说就是明证。
可惜的是，“新小说”家在驱逐小说中泛滥成灾的诗词的同时，把唐传奇开创的、而后由《儒林外史》、《红楼梦》、《聊斋志异》等古典名作继承发展的小说的抒情气氛也给放逐了。除了《老残游记》、《断鸿零雁记》等寥寥几部文笔轻松流畅、有浓郁的诗情画意外，其它绝大部分“新小说”都忙于讲故事或说道理，难得停下来理会一下人物纷纭的思绪或者大自然明媚的风光，因而也难得找到几段漂亮的描写与抒情。辛亥革命后的言情小说，颇多故作多情、无病呻吟者，可就是找不到《儒林外史》的伤今吊古、《红楼梦》的悲金悼玉那样的抒情文章。
五四作家对传统小说的引录大量诗词颇不以为然，茅盾就曾批评旧小说于人物出场处来一首“西江月”或一篇“古风”，“实在引不起什么美感”(48);罗家伦也讥笑喜欢“中间夹几句香艳诗”的“滥调四六派”，是“只会套来套去，做几句滥调的四六、香艳的诗词”(49)。因此，五四作家虽也有于小说中穿插诗句的(如郁达夫、郭沫若、冰心、许地山等)，但都是很有节制，不至于撇开人物炫耀作者诗才。引诗词入小说构不成五四小说的特点，倒是“诗骚”入小说的另一层面—浓郁的抒情色彩，笼罩了几乎大部分五四时代的优秀小说。
五四作家不会象“新小说”家那样把史书当小说读;但五四作家也有一种“误读”，那就是把散文当小说读。五四作家第一部重要的译作《域外小说集》(周作人、鲁迅译)中，除显克微支、安特列夫、契诃夫、迦尔洵、莫泊桑的短篇小说外，还有王尔德、安徒生的童话《安乐王子》、《皇帝之新衣》，梭罗古勃的《烛》等十篇寓言，须华勃的《婚夕》等五篇拟曲，蔼夫达利诃谛斯的《老泰诺思》等三篇散文。这些童话、寓言、拟曲和散文，也有、一点情节和人物，但主要落墨在氛围与意境，与我们今天理解的小说有颇大的区别。不只是鲁迅和周作人，五四作家常常把散文、童话、速写、笔记当小说读。五四时代的小说杂志上，常见标为小说的散文;五四作家的小说集中，更常常夹杂道地道地的散文。冰心的《笑》、俞平伯的《花匠》、鲁迅的《鸭的喜剧》、许钦文的《父亲的花园》等，严格说都是散文。埋怨五四作家文学分类不精细没有意义，值得注意的是五四作家何以不把史书而把散文混同于小说。
与这种“分类混乱”相呼应的是，五四作家对西方小说“诗趣”的寻求。沈雁冰尊屠格涅夫为“诗意的写实家”(50)夏丏尊称国木田独步“虽作小说，但根底上却是诗人”(51);周作人赞赏科罗连柯“诗与小说也几乎合而为一了”(52);郁达夫认为施托姆的小说“篇篇有内热的、沉郁的、清新的诗味在那里”(53);郭沫若则一口咬定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与其说是小说，宁说是诗，宁说是一部散文诗集;(54)……。几乎所有自己喜欢的外国作家，五四作家都要而且都能从其作品中找到“诗趣”。这固然可能是因为对象本身独具的禀赋，可也跟阅读者独特的“期待视野”有关——用一种读诗文的眼光来读小说，自然容易发现西方短篇小说中的“诗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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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学网 2007-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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