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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社会史式小说似乎成了一种时髦，作家纷纷表示自己的创作是奔此而来的。读《孽海花》据说不能把彩云定为主人翁，读《剑腥录》据说也不能把邴仲光定为主人翁;因为两者都“非为言情而设”(32)。中原浪子的《京华艳史》据说不能作嫖经或怪现状读，而应“当中国现在北京秘史读”(第一回);苏同的《傀儡记》据说不是在讲有趣的故事，而是在“纵论时代的变迁”(第十五回)。就连吴趼人“取法于泰西新史”的“稗官小说”《胡宝玉》(《三十年来上海北里怪历史》)，据说也因其记载“社会中一切民情风土，与夫日行纤细之事”，“虽谓之为上海之社会史可也”(33)。实际上后世的读者也倾向于把这些小说当“社会史”读，只不过评价不象当年作家自我估什的那么高。如胡适就认为“《官场现形记》是一部社会史料”(34);郑振铎则称“《京华碧血录》尤足供给讲近代史者以参考资料”(35)。
光是注重补正史之阙，虽则史料翔实，毕竟难以吸引读者，也不成其为小说。既要合小说之体例，又要有史书的价值，“新小说”家于是纷纷以小人物写大时代。在《剑腥录》中，林纾一再表白他两难的窘境并展示其解决的办法：“凡小说家言，若无征实，则稗官不足以供史料，若一味征实，则自有正史可稽。如此离奇之世局，若不借一人为贯串而下，则有目无纲，非稗官体也”(32章);“不得仲光夫妇，亦无以贯串成文”(30章);“其云邴刘夫妇者，特假之为贯串耳”(附记)。林纾的几部长篇小说，都“拾取当时战局，纬以美人壮士”(36)——前者属实，后者属虚;前者含史，后者归小说。不单林纾，不少“新小说”家都是如此这般解决引“史传”入小说引起的矛盾。研究者常讥笑这一情节模式的浅陋，而不曾体察到其中包含的艺术匠心——尽管不甚高明。如此以男女情事为贯串线索写历史事变，孔尚任的《桃花扇》已有例在先。“新小说”家正是从《桃花扇》吸取艺术灵感，而又力图摆脱这一前人的阴影。梁启超十分推崇《桃花扇》，于《小说丛话》中屡次提及，晚年更为其作注。尽管在《新中国未来记》中似乎看不到《桃花扇》的影响，《新罗马传奇》的布局则被扪虱谈虎客评为“全从《桃花扇》脱胎”(《楔子》评语)。林纾著《剑腥录》，其序自云：“桃花描扇，云亭自写风怀;桂林陨霜，藏园兼贻史料。”尽管曾朴对“能做成了李香君的《桃花扇》”表示不感兴趣，(37)可读者仍不免把它比之于《桃花扇》。
其实，“新小说”家的此类著作，自有其不同于《桃花扇》处。曾朴称借用彩云“做全书的线索”，目的是“尽量容纳近三十年来的历史”(38);林纾等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彩云毕竟还算“主中之宾”，间接卷入历史冲突中，林纾笔下作为贯串线索的男女则纯然是历史事变的旁观者。也许更能代表“新小说”家的“准历史小说”特色的，正是这目击者与旁观者。包天笑曾回忆当年在小说林社与曾朴、徐念慈相约编写近代历史小说，曾朴的《孽海花》以彩云为中心，包天笑的《碧血幕》(刊《小说林》，未完)以秋瑾为中心，徐念慈准备写东三省红胡子及义勇军的《辽天一劫记》并未刊出，是否以一人物为中心不得而知。最有意思的是包天笑的如下自述：
仅仅秋瑾一方面的事，也不足以包罗许多史实。但我对于这个志愿，当时总搁在心头，老想以一个与政治无关的人，为书中的主角，以贯通史实，这不但写革命以前的事，更可以写革命以后的事了，只是我却想不起我的书中主人。(39)(着重号为引者所如)
任何一个政治人物，其活动面都受到很大限制，借他或她为中心线索，固然便于结构情节，却难以表现整个事变的全过程。倒是一个旁观者，可遇、可游、可闻、可见，更利于“贯通史实”，表现更为广阔的社会画面。包天笑没有想出来的“书中主人”，林纾找到了，刘鹗、吴趼人、连梦青也找到了，这就是那提供大时代见闻的“旅人”。只不过刘鹗、吴趼人笔下的历史画面稍为零碎些，连梦青的“旅人”没有贯串到底倒是林纾小说中作为贯串的男女一直认真负责提供足够的见闻。
“史传”传统使“新小说”家热衷于把小说写成“社会史”;而为了协调小说与史书的矛盾，作家理所当然地创造出以小人物写大时代的方法。倘若作家把历史画面的展现局限于作为贯串线索的小人物视野内，小说便自然而然地突破传统的全知叙事——实际上《老残游记》、《邻女语》、《上海游骖录》、《剑腥录》等小说正是这样部分成功地采用了第三人称限制叙事。“史传”传统间接促成了小说叙事角度的转变，可也严重阻碍了这种转变的完成。作家们往往为了“史”的兴趣而轻易放弃这种很有潜力的艺术创新的尝试。《邻女语》后六回完全撇开作为贯串线索与视角人物的金不磨，转而大写庚子事变的各种轶闻。从艺术角度考虑，这无疑是败笔;但若从补正史之阙考虑，连梦青的中途换马又很好理解。林纾的《剑腥录》、《官场新现形记》为了更多引进社会史料，想了个取巧的办法，只是未免过份劳累了主人公的耳目——作家往往于大段社会场面的描写之后，生硬地补充一句闻之友人或阅诸官报。这么一来，即使勉强保持了视角的统一，也因难得花笔墨详细描述主人公的言谈举止与心理活动，而把其降为名副其实的没有艺术生命的“线索”。
五四作家主要采用短篇小说，难以表现广阔的社会画面与巨大的历史事变;再加上很少人抱传统的“补正史之阙”的目的来创作小说，即使间接表现了社会变革与历史事件，也是以小见大，且着重于人心而不是世事(如《药》中的人血馒头与《风波》中的辫子)。至于引轶闻入小说，五四作家因对黑慕小说的谤书性质深恶痛绝，故对此抱有戒心。即使偶一用之，也不大肆渲染，读者也没兴趋专门去做索隐。“史传”传统对五四作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实录精神。从叶圣陶的“必要有其本事”才创作，(40)到茅盾的写佘山至少得到过佘山，(41)鲁迅的反对瞒与骗的文艺，(42)理论出发点不一样，所能达到的深度当然也有很大差别，但追求艺术的“真实性”的精神却是一以贯之。“史传”传统影响于五四作家的这一侧面因与小说叙事模事关系不大，故存而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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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学网 2007-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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