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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史传”、“诗骚”传统与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
——从“新小说”到“现代小说”
  作者:陈平原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9-09-07 | 点击数:27059
 

  “新小说”家的借鉴“史传”,既体现在其实录精神——“燃犀铸鼎”是谴责小说序言最常见的术语;也体现在其纪传体的叙事技巧——林纾以史汉笔法解读狄更斯。哈葛德小说,悟出不少穿插导引的技巧。可前者对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影响不大,后者则突不破金、毛评小说藩篱,稍有新意的又实得益于西洋小说,故都存而不论。真正最能体现“新小说”家取法“史传”传统的,是其补正史之阙的写作目的,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以小人物写大时代的结构技巧。而正是这一点,既促进也限制了中国小说叙事角度的转变。

  “新小说”家当然不会真的修史,不只是没那个条件,似乎也没那个兴趣。即使喜谈补正史之阙的林纾,也敬谢任清史馆名誉纂修之邀:“畏庐野史耳,不能参正史之局。”(16)并非真的没能力“参正史之局”,而是对自由撰写野史有更大的兴趣。“新小说”家既以撰写“很有些与人心世道息息相通”的“稗官野史”自任,(17)可又念念不忘补正史之阙,不时提醒读者注意此节“将来可资正史采用”,(18)“或且异时修史,得资以为料。”(19)既不愿为正史,又希望有补于正史,选择“体例无须谨严,纪载不厌琐细,既可避文网之制裁,亦足补官书阙漏”的野史,(20)自然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按刘鹗的说法,“野史者,补正史之缺也。名可托诸子虚,事须征诸实在”(21);依林纾的解释,则“盖小说一道,虽别于史传,然间有记实之作,转可备史家之采摭”(22)。既要有小说之“虚”,又要有史书之“实”。虚实之争在中国小说理论发展史上始终是争论的热点,当然每一代作家都会有自己的特殊答案。“新小说”家考虑的不是历史演义(如《三国演义》)的“实”,也不是幻想小说(如《西游记》)的“虚”,而是如何于虚构故事的自然叙述中,带出时代的背影,留下历史的足迹。

  这一代人有幸身逢历史巨变,甲午中日战争、戊戌维新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辛亥革命、以至袁世凯复辟,一次次激烈的社会动荡,明白无误地提醒他们正处于历史的转折关头。于是,在抚千载于一瞬感慨兴亡之余,作家们纷纷执笔为大时代留下一很可能转瞬即逝的历史面影。如果说杜甫以下的历代诗人更多借“诗史”表达他们面临民族危机时的历史意识和兴亡感,晚清作家则更借重小说形式,详细描绘这一场场惊心动魄的历史事变—尽管往往只能侧面着墨。

  梁启勋曾经断言:“泰西之小说,所叙者多为一二人之历史;中国之小说,所述者多为一种社会之历史。”(22)以重大历史事件为经,以广阔的社会画面为纬,如此构思长篇小说,“新小说”家颇为自觉。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虽是政治小说,可要演述的是分为预备、分治、统一、殖产、外竞、雄飞六个时代的“中国六十年维新史”。只是怕读者恹恹欲睡,才没“将这书做成龙门《史记》、涑水《通鉴》一般”(第二回)。既是演说政治理想的乌托邦,又想“叙述皆用史笔”(24),难怪时人要担心“不知其此后若何下笔也”(25)。如果说梁启超只是表达了撰写社会史式小说的愿望,因体例所限无法真正实施;(26)曾朴那“纬以近三十年新旧社会之历史”的《孽海花》则真正做到这一点。(27)不管是金松岑的创作初衷还是曾朴的实际成品,都是以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为小说的表现对象或背景。是否如后来描述的那样,清醒意识到这三十年“是我中国由旧到新的一个大转关”,可以不论;但展现一系列历史事变,让读者“印象上不啻目击了大事的全景一般”(28),却无疑是此书的一大特色。林纾看到了《孽海花》“借彩云之逸事”以叙述社会变迁的写作特点,可叹服之余,竟因一句“《孽海花》非小说也,鼓荡国民英气之书也”(29)开罪了曾朴,引出“不曾晓得小说在世界文学里的价值和地位”的责难。(30)显然林纾没把他的想法表述清楚,并非真的如曾朴所指责的那样看不起小说,而是特别感兴趣于此书的借男女情事写历史事变。如果改成“《孽海花》非小说也,乃三十年之历史也”,也许更合林纾本意。(31)林纾本人不也创作好几种此类社会史式的小说吗?《剑腥录》《京华碧血录》是根据精于史学的友人提供的《庚辛之际月表》而作,于庚子事变中京城惨况描绘颇详;《金陵秋》以同乡林述庆都督镇江时日记铺叙而成,颇多辛亥革命史料;《官场新现形记》(《巾帼阳秋》)则是听“多闻报章通知时事”的弟子讲述,而后“随笔书之”,主要展现袁世凯的称帝丑剧。撇开小说的艺术水准和思想倾向,单从以史笔写小说看,林纾这三部长篇小说颇有代表性。

  作家也许不想直接表现历史事变,而主要着眼于“怪现状”或“风流韵事”。但即使如此,小说中也不忘插入几段历史事变的描写,或甚至把事变作为小说情节发展的重要枢纽。吴趼人的《恨海》的“一往情深”,“皆于乱离中得之”;符霖的《禽海石》则因义和团事发,才会有情人生离死别;连卿卿我我的《新茶花》(钟心青),也要“兼叙近十年海上新党各事”。后两者对事变直接着墨不多,前者则颇多正面描写,以至阿英编《庚子事变文学集》也将此“言情小说”收录其中。至于写“怪现状”者多引述轶闻,甲午风云、百日维新、庚子事变等自然多所涉及,只是不曾正面展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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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文艺学网 2007-07-02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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