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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田亚细男 菅丰 塚原伸治]民俗学的调查论问题
  作者:福田亚细男 菅丰 塚原伸治   译者:赵彦民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5-27 | 点击数:3255
 

  地方史编撰事业的现在评价

  菅:接着调查论的下一个课题。在调查论中稍微涉及了一下,我想地方史是点缀20世纪民俗学的另一个大问题吧。在60年代前后,由文化厅实施了民俗资料、民俗文化财的紧急调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地方史编撰大概是从60年代末开始的。在70年代、80年代比较兴盛,现今也可以说细水长流地做着吧,持续着。

  在较早的地方,格外早的是1956年的《宫城县史》(宫城县史编撰委员会、1956),其中含有民俗编。这个是特别早的,大体上是从60年代末至70年代开始的。其中,成为地方史编撰事业划时代的是,常常被提及的《胜田市史》(胜田市编撰委员会编,1957)的民俗编。对于地方史,我也参与过编撰工作,其中,常常让参考的是《胜田市史》。福田先生也作为核心成员参与过。作为年轻的核心成员参与过。在市町村史编撰时,各地方行政之间的交流非常密切,所以在其他地域承担实施编撰活动的时候,它会成为一个信息来源,不仅技术的部分,在很多方面,也包括对调查方法起到了影响作用。

  这些地方史编撰事业,虽然无意识,但是作为日本民俗学者参与的公共民俗学①活动值得注意,另一方面,仅是与投入的大量公共资金相抵的价值,从积累的民俗资料中能体现出来吗?我持怀疑的态度。另外,采用了通用化的调查手法,或者通过动员学生也促成了被迫要牺牲一些东西的弊害。我认为必须要将这些地方史编撰事业在民俗学史中赋予恰当的定位,这是20世纪民俗学值得大书特书的活动。我想该必须反思一下了。

  那么,下面是我的提问。总的来看的话,我不认为福田先生那么积极地参与了文化财保护行政等公共部门的民俗学活动。实际上,福田先生虽然担任了东京都的文化财审议委员等工作,但并没有参与国家层面的文化财行政工作。我想并不是完全没有邀请福田先生吧,这一点是幕后的情况,所以我想福田先生不会讲,不能认为从文化厅那里完全没有得到邀请。

  福田先生没有参与所说的那些活动,可以认为他对公共部门的民俗学活动并非积极,但是,福田先生为什么积极地参与公共部门援助的地方史编撰事业呢?请讲述一下其理由和目的这是一个问题。

  其次,通过地方史编撰事业,促进了地域民俗学、项目分担型或基于集团性的共同调查方法的发展,但是这也难以称为发展,它究竟给民俗学带来什么样的学术成果了呢?是教育效果呢?还是提高了社会的认知度?关于这些问题,请讲一下。

  再有,推进20世纪民俗学的地方史编撰事业给一般社会、给将来带来的肯定的成果、贡献是什么呢?是说它给社会带来什么好的东西的意思吗。另一方面,我想推进20世纪民俗学地方史编撰事业无论是对学术还是对社会都有消极的方面。对于学术来说,促使了基于分担意识的专业划分与调查方法的定型化的发展,但阻碍了自发性田野调查的选择。

  我在学生时代也经历过。我想那是时代的特色,受宫田登先生②地方史编撰的邀约,兼任了几个地方史编撰的工作。幸运的是,我在地方史编撰以外的部分,还好自己的研究也得到了发展,不过,热衷于这些的方法的时代,确也是事实。像这样的情况,不能说是夺取了自身研究对象的选择权和自己的研究时间、成为民俗学知识发展的障碍了吗?

  另外,更明显的问题,有调查员、专门委员等区分,我想这里(指讨论现场——译者注)也有编纂地方史经历者,这样的区分,毫无疑问,我想这是教员利用学生建立起的结构性榨取组织。偶尔不是还发生剽窃、抄袭等伦理性问题吗?宫田登在民俗学上留下了非常多的研究成果,但是谁也不认为是榨取,在大规模性参与市町史的过程中,作为专门委员吸取学生的调查,来完成报告书。福田先生也作为核心成员参与的《静冈县史》也是典型。不过,实际上,我们作为被吸取方,完全没有认为是榨取,现今也没有这样想。我想是那个时代的地方编纂事业的结构性问题。

  但是,对我个人来说,有更过分的经历。在大学课程实践中写的东西,没有得到任何预先联系,被某地方编纂人员全部抄袭,有这样被剽窃的经历。可以说,这个时期的地方史编撰事业孕育了这样轻视研究伦理的问题。

  而且,更重要的问题是,像已经指出的那样,积累的民俗报告书、民俗志、市町村史的民俗篇究竟是否具有与所使用费用相当的社会意义呢?不是仅以浪费公款而告终了吗?是为谁而做的地方史编纂呢?这些问题,或许是研究者把它当作暂时性的副业来做吧?或者说不是为确保自己的调查地吗?关于这一点,我想大概不同的参与者也各有不同吧。不过,幸运的是,与福田先生有过两次左右共同调查的经历,在那两次经历中没有发生这样的问题,但是,在其他的地方还是会有发生这种问题的可能性。

  如果让与地方史编纂事业涉及较深的福田先生概括一下的话,不只是自身的行为,包括其他人的所作所为,是如何的呢?我想,这是20世纪民俗学在一定程度上被社会认知的一个原动力。但是,我认为这也是20世纪民俗学所犯下的大错误。您认为呢?

  福田:我认为,20世纪民俗学是学院派民俗学以自己的活动、获得发挥作用的场所这一形式开展了地方史编撰事业。所以,此前没有这样活动。与其说是1958年,不如说50年代几乎没有。在60年代的某一阶段,60年代结束的时候吧。到了70年代,这些活动更表面化了,简而言之,在地方史中,一个是确定了《民俗编》的地位,并开始登场。在此前,将《民俗编》纳入到市町村史或县史那样的想法从来没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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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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