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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独特的教学风格
大凡情有独钟的教育家，都有自己的独特教学风格，钟先生也如此。他在数十年的执教过程中，集真纯情感、谨严学风和高洁人格于一身，成为校内外师生由衷崇敬的楷模。
钟老爱教育，爱学生，到了可以摒弃个人一切的地步。就高等学校教师的一般经济状况而言，一位一级教授的收入不能算低。但就现实生活的高物价、高消费状况而言，一位儿孙绕膝，宾客盈门的老教授的工资又谁能说高?何况又到了年老体衰、需要进补的年龄!但熟悉钟老的人都知道，他婉谢了亲友们的好意，常年自甘清苦。吃什么，穿什么，他不在乎。唯有一件事他用钱出奇地大方，那就是买书。他改不了嗜书如命，见书就买的旧癖，甚至稿费往往一个子儿不要，全用来买书。买来的书一部分留着自己读;一部分送给学生、还有那些来自国内外的多半素昧平生的拜访者。先生送书，学生岂敢不读?于是他认为，这样钱才花到了刀刃上。
学者的时间永远是宝贵的。但他从不以此作为拒绝学生和来访者们上门的理由。50年代的同学回忆，当时钟老教学校务两头忙，常常要熬到深夜两三点才睡觉。可他仍然抽出星期天，带着学生去逛书店、爬香山，心贴心地与他们建立起深厚的专业情感。哪个学生身体不舒服，哪个学生家庭有困难，他都了如指掌，与夫人陈秋帆先生竭尽所能地给予帮助。在1957年以后的不公正岁月里，这位忠厚长者也摊上了不公正的冷遇。1976年拨乱反正后，钟老多么兴奋地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然而，计算一下所余无多的时光，思索亟待恢复的学科建设，他毅然作出了献身的选择。
有人得知他酝酿已久的著作《女娲考》就差动笔了，就劝他还是去写书，他的回答是：“我愿做培花的泥土。”有人劝他抓紧写个人传记、或者出国讲学，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他奋笔写下了”“要将秾华饰暮春”、“掂斤论两是庸儿”的言志诗句。他倾尽晚年的心血，克尽厥职，甘为人梯，为着一个志而弥坚的信念：“子女是我们肉体的继承人，学生是精神的继承人。我觉得精神的继承人甚至比肉体的继承更加重要。为着培养精神的继承人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这是完全值得的。[9]”
宽人克己，是钟老的一贯品格。学生们感到钟老的道德文华如泪泪清泉，取之不竭，则来自钟老本人的异常丰富的内心涵养、高尚的精神境界和严谨勤奋的传统作风。论为人论学，钟老最恨追名逐利，弄虚作假，摆地摊儿，当商贩。他说，做学问不同其它行业，要坐得住冷板凳，自甘寂寞。许多人生诱惑都要摒弃，就好像当和尚。他还幽默地把学者比做冬天的松树，靠着脱落满身的青枝绿叶来保证主干的生长，这也正是他自己的人生信条。夫人陈秋帆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追述，他们30年代留学东京时，遇到一次强台风，到钟老晚上从学校回家时，满街的电线杆和树木都被刮倒，他进门便问：“白天出了什么事?”原来他只顾专心地在图书馆里看书，竟然对外面发生的台风灾难一点也不知道。
禀性难移啊。钟老这种个性到晚年也改不了。1979年唐山大地震，北京受其影响余震不绝。钟老晚上跟别人一样钻地震棚，白天照样独自爬上六楼的教研室去看他的书，摇他的笔。一篇文稿写罢，必交同事弟子传看。凡有合理意见，一定修改。作家秦牧因此感叹：“一个人参加某一学术领域的研究活动，从青春时代到80高龄，60年如一日，孜孜矻矻，锲而不舍，在风和日丽的时候这样做，在艰难竭蹶的日子里奋发如常，那是很不简单的。能够这样做的人……他在某一学艺领域，终然会卓然有所建树，这是不言而喻的。钟敬文教授，就是在我们的时代里，具有这种卓越精神的学人中的一位。[10] ”
老友启功教授，一向达观诙谐。他不无爱惜地送了钟老一个雅号：“伟大的书呆子”。作为同样饱经沧桑的莫逆知交，他了解钟老事业的痴醉，了解钟老在精神追求上的认真与执着。
如果说，身正为范、学高为师，是钟老从事教育事业的突出特点;那么，他的治学态度与教学态度的统一，尤其是他对执行教学计划的深思熟虑和强调正规训练，更加完整地体现了他教学风格的独特风貌。
钟老自40年代起的主要教学对象是研究生，当时半个多世纪，他亲手带出的研究生己为数可观。他因此对培养研究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经常说，研究生是高校教育中的高层次人才。研究生的培养，是我国文化教育事业中的重要一翼。就某一学科专业来讲，它有益于提高学科的地位，扩大文科的影响;就整体情况来讲，它关系到全民族科学文化事业的长远发展。他非常重视这项工作。
他对自己的研究生是“严”得出了名的。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坚持把德育培养与专业教育相结合，让研究生们一丝不苟地接受正规训练。
〈一〉读书训练。要求系统学习，掌握学科体系。传统治学，讲究全读书目为第一门径，钟老认为这是对的。入学伊始，为研究生开列书目和指定参考资料，是他事必躬亲的事。与传统不同的是，他要求学生明确读书的目的与方法，掌握学科体系出发，按照学科的系统，通过选书、读书和用书3个步骤，来完成这项基本的科学训练。钟老也要求研究生树立方法论的意识。他经常当着研究生的面，引用苏东坡的比喻，说方法好比丝绳，铜钱好比材料。古人用丝绳穿铜钱，铜钱就可以被轻而易举地成串拎起来;否则，没有丝绳，那铜钱就散成一片。这好像看书写文章，只是堆砌材料而缺乏逻辑的概括。他指出方法论有三个层次，即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指导方法，一般文艺学的方法和适用于民间文学、民俗学的特殊方法。他告诉大家只有在脑子里刻上了方法论杠杠，读书治学才能有出息。他同时提醒大家留神那盯着一本书的人，指出对重要的理论著作和典范作品，就是读上二三十遍也不为过。读过书，还要会讲书。他定期组织研究生汇报读书心得，彼此切磋观点，启发他们消化书籍内容，提出个人独立思解，学会六经论我，提练思想，增强概括能力，将读书意识转化为研究意识。
〈二〉科研训练。钟老把培养研究生的重点，放在训练他们的科研能力上。首先，他要求研究生们树立马克思、恩格斯等革命导师那种“为人类而工作”的高远理想和科学工作精神。其次，是指导研究生学会在学科的科学史中选题，即通过了解对象的历史形态，总结以往的理论遗产得失之后，来确定个人研究的起点。以保证研究的结果具有一定的科学体系价值、或具有推进学科事业发展的现实作用。选题还要视所掌握材料的数量、质量及个人能力结构而定，宜小不立大，宜精不宜泛。再次，是对研究生进行使用材料的训练，告诉学生，研究的过程与表述的过程不完全是一回事。一篇论文没有必要把研究阶段看过的所有书籍材料和思考过的全部问题都写出来。它只能按照研究对象的内在逻辑顺序，运用典型材料，将自己的结论深入浅出地表达出来，最后得鱼而忘筌，形成个人独立的科研成果。
〈三〉田野调查训练。田野作业能力，是民间文学与民俗学者所必备的专业素质。钟老一向不赞成研究生只做书斋学问，主张他们深入社会实际生活，通过实证观察、采风，来认识学科的性质、范畴以及自身的使命。1982年春节，钟老79岁高龄，仍带领研究生和教研室全体教师到北京远郊延庆县，参加民间花会调查。在当时尚未大规模开展普查搜集工作的情况下，这次远行，即使大家采录了生动的民间文学与民俗学第一手材料，也训练了大家的田野调查基本功。这两年，钟老年事克高，不益远足，就带着研究生时常到学校附近的集贸市场去转转，让他们观察这里的商幌市声，体验这里的风土人情。逢年过节，放风筝、赶庙会，他也提醒学生适当安排时间去走一趟。教研室的师生们都深有感触地说：“这个专业没有寒暑假和节假日，越是放假、过节越忙。钟老为了搞好这项事业，真是到了呕心沥血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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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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