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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族谱在不断的重修中逐渐变化或丰富，其中的原因可能是非常复杂的。如河南濮阳市胡村有一明弘治十五年（1502）三月的《细城岗任氏先陇记》，其中说“仆家世大同，因兵燹后徙居今郡治之东南细城村”，濮阳县习城乡也有同样的碑记。但到后世所修的濮阳市西郭寨《任氏族谱序》中，内容就变成：“明洪武年间，因兵乱，吾先祖仲康、仲熙、仲和三兄弟自山西大同、平阳，经洪洞（后缺字——引者）东迁……至今六百余年，现有五世祖孟旸于弘治十五年给始祖立石为证。”弘治十五年碑文中既无时间，又未提到洪洞，怎么能为这些新增的内容作证呢？
族谱编修因为各种原因中断，导致早期的族谱丢失，后人无法忠实于最初的记载，应该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前举河南洛阳西山岭头康熙修《李氏家谱序》中，虽明确指出其先祖于洪武二年（1369）来自洪洞，但也提到这中间已间隔了14世，“至明末年闯贼寇境，玉石俱焚，家谱遂不复为所有”。同样，河南濮阳县谢家店康熙三十七年修《谢氏创修家谱序》中也明确记载其祖先原籍洪洞，在明初奉旨带着家谱迁徙到这里。但“洪洞载来之谱已于明季乱离之际，遭兵火为灰烬矣”。这样的说法在族谱中非常常见，使我们有可能质疑清人重修族谱时对祖先来历的说法是否失实。
有一些族谱的内容似乎告诉我们一些关于后人如何撰写家族历史的信息。河南新郑大司村清嘉庆年间的《司氏墓碑》开始即宣称：“我司氏自山右迁豫也，数百年于兹矣！”然后碑文叙述说，其始祖在明代永乐年间以廪贡担任直隶沙河知县，致仕后“永籍郑州”，并未提到有山西之事。在明末动乱时，家族的墓碑全部损毁。后来听到“巩邑王氏话及洪武七年秋，自洪洞断桥河迁民。全册其家世世藏之，即令余族侄名权及乔年者，遂往抄册。云钦命侯监理都察院大学士率迁民三千七百四十丁，牌二十有四，至巩之背阴，分业务农。吾祖季昆三人，牌分第十七，迁郑遂定焉”。也就是说司氏在一个姓王的家里看到当年洪洞迁民的花名册，而他祖先的姓名就在上面，才知道自己是从洪洞迁来。我们不敢确定当年是否存在这样一份花名册，因为其中的说法过于离奇，但至少可以知道司氏祖先来历的确定，是从不相干的王氏那里得来的，而且由此便与王氏产生了祖先来历的认同。
河南偃师游店村清道光年间《滑氏族谱》的写序者对这样的祖先溯源持谨慎态度，但又不愿意对这样众口一词的说法予以否定。他用“相传”这样的词，记载他的始祖母于明洪武年间率三子从洪洞迁到此地。然后自问道：“或问迁民之说端何时？”他用《明史》中关于迁山西泽、潞民于河北的说法为自己的问题找到答案：“其在明初无疑也。”接下来他又自问：“未迁之先，祖居山西何地，故乡尚有何人？熙曰无据。老人相传，自洪洞大槐树下迁来。一说山西迁民不迁洪洞，故人多逃聚此邑，骤然行文，独迁洪洞，所以传至今日，凡属迁徙者各族，皆有此说。”基本上采取从众的态度。类似的还有山东蒙阴县北楼村民国3年（1914）续修的《赵氏家谱》，说明初的确曾迁山西民到山东，“吾赵氏祖创居蒙之北楼村，适于其时。意者来之洪洞之说，理或然欤”。因为祖先始迁的时间与这一事件相合，便说其祖先来自洪洞似乎应该符合逻辑。
又民国时有河南扶沟李氏一族为修族谱，专门就自己祖先来历向洪洞写信询问：“如我李氏鼻祖，传闻自山西洪洞迁豫，即故诸旧家谱，亦多云然。虽然独有说焉，有云迁自洪洞大槐树下者，有云迁自洪洞李太村者。解者谓元季有李太，官至吏部尚书，村以人重，故相传称其村曰李太村，纷纶不一……伏望阁下费神掌故，格外垂青，请将李太村在城某方，相距若干里，古槐尚存与否……愿乞勿惜金玉，复示颠末。”结果获得了肯定的答复，说“古槐在城北五里之遥，原属大槐树保，名（？）管辖村庄很多，而李太村与焉”。可见时人并不相信大槐树是祖先生活的地方，希望找到具体地点，实际上这个李太村也并不见于地方文献，被载录在《李氏探源书》中的这次书信往还还是有颇多疑点。
由此感到，族谱中虽大量提及洪洞迁民之事，而且言之凿凿，但其中疑点很多，很难被视为有力的证据。特别是在这些族谱中，还将我们前面曾举到的某些传说故事写入，作为家族历史留传，族谱这样的书面文本又成为口述传说的载体，共同夯实和传递关于祖先的历史记忆。
如河南偃师缑氏镇崔河的《崔氏家谱》中提到洪武年间，河南“遭受红雨，人畜伤亡，人烟稀少”，于是从山西长子县迁来。这实际上是与关于“红虫”的传说相同的隐喻。关于官府把百姓骗到洪洞集合，然后强迫迁移的说法在族谱里也很常见。
有相当多族谱记录了与“打锅牛”传说类似的故事。如密县平陌乡牛岭村的《李氏家谱》说，其始祖兄弟三人定居后“依菜园、花牛、大锅三物分为三家”，他们的始祖分得大锅，被称为“大锅李”。濮阳县郎中乡梁大郭的钱氏、李氏、祝氏等家谱中，说是他们定居后“大锅同餐，垦荒造田”，所以称为“大锅村”，后来再改为大郭村。河南温县招贤村《牛氏家谱》只是说祖先以“打锅为计”，自洪洞迁至河南怀庆，而到山东无棣永湾乡《牛氏家谱》中，就记载其祖先是在洪洞大槐树下分路而迁时砸破大锅，每人拿一块碎铁为纪念，“人称打锅牛”。这样的说法还在其他姓氏的家谱中出现，如山东郓城杨河口村的《杨氏家谱》说，“来时始祖兄弟二人，后以对认锅铁为记”。河北涉县段曲村的民国《申氏墓碑》记载，“当分离之时，以铁锅粉碎为标记”。
其实越是晚近修的族谱，吸收传说的内容越多，而且明确写祖先来自洪洞大槐树、老鹳窝的也越多。最早有这类记载的家谱是署明万历十四年（1586）的江苏丰县刘家营村《刘氏族谱》，说“吾家世居山西洪洞县野鹳窝，世远代更，未易追数”。但此谱并非明代原本，传抄过程中增改的痕迹很多，此句也有后世增添的可能。（20）传说进入族谱，便成为可信的史料，族谱所说再被采择进入正史或者学术性著作，历史就这样被亦真亦幻地建构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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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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