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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百姓日用之学中滋生人文启蒙
百姓日用之学虽然维护的是封建伦理，但在发展中又滋生出异己的因素，所以这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压抑个性的层面，又孕育了人文思想的启蒙因素，从而又淡化了压抑个性的色彩，甚至成为张扬个性的先导。这主要表现在百姓日用之学发展到明后期已越出传统伦理的网罗，萌现出早期启蒙的曙光。
中国的伦理观念是以三纲五常为基础，三纲五常的内核即君臣父子，这是最基本的隶属关系。作为人，不是父即是子，不是君即是臣，不是夫即是妇。在家事父，竭其力尽孝;在外事君，致其身尽忠。忠孝都以绝对服从为天职，只有义务没有权利，违反义务的就是逆子、叛臣，枉为人，直到肉体上灭其人。由君臣父子推演的诸多关系，形成强大的社会关系网，人只有成为一种角色才有其社会价值，重视人的社会性无视自然性，是传统文化对人的观念的一大缺陷。人，本是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没有人，就没有社会的存在，所以自然性是社会性的基础，而角色是群体性、社会性的观念，“不是人”这一句最厉害的骂人话，用来痛斥不忠不孝之人，是从社会角色意义上开除出人籍，这是道德评判，作为人还是人，还要穿衣吃饭。连孔子、孟子也认为:“ 食、色，性也。”承认人的合理欲望，而灭人欲正是以社会性抹杀自然性，不承认人的自然存在，并上升为“天理”这最高权威来进行终极裁判，从根本上否定人人都有满足生活本能的愿望，这是扼杀人性的理论。
难得可贵的是，百姓日用之学发展到王艮别树一帜，对天理作了重新的解释，他说:“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才欲安排如何，便是人欲。”“天性之体， 本是活泼。鸢飞鱼跃，便是此体。”“良知之体，与鸢鱼同一活泼泼地。”这是“自然天则，非人力安排。”“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又说:“ 君子之学以已度人，已之所欲，则人之所欲，已之所恶，则人之所恶。”(27) 人的本性是自然， 自然趋向快乐，因此作《乐学歌》:“人心本是乐”，以歌颂快乐人生。 他儿子王襞解释说:“鸟啼花落，山峙水流，饥食渴饮，夏葛冬裘，至道无余蕴矣。 ”穿衣吃饭是自然要求，顺应自然要求，就是至道和快乐。这就从理论上提出了“人同此欲”是“自然天则”的命题，强调人欲与天理并非天生对立，顺应自然的发展，以已欲度人欲，乃是顺人意应天理的行为，这在灭人欲盛行的中世纪无异是惊世骇俗之论。
由肯定人欲进而提出“尊身”的思想，认为“身与道原是一件，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尊身不尊道不谓之尊身。尊道不尊身，不谓之尊道。须道尊身尊才是至善。”“道尊则身尊，身尊则道尊。”(28)由此相应的又提出“爱身如宝”的思想:“ 知保身者，则必爱身如宝。能爱身则不敢不爱人。能爱人，则人必爱我。人爱我，则我身保矣。能爱人，则不敢恶人。不恶人，则人不恶我。人不恶我则身保矣，能爱身，则必敬身如宝。能敬身，则不敢不敬人。能敬人，则人必敬我。人敬我，则吾身保矣。能敬身，则不敢慢人。不慢人，则人不慢我。人不慢我，则吾身保矣。此‘仁’也，‘万物一体之道’也。”并按此理推至‘齐家’、‘治国’、‘平天下’，认为“吾身保，然后能保天下矣。”(29)把尊身提到尊道的地位，认为保身与保国、保天下是一致的，这是对“身”的最高评价，显然，这“身”是依托个体的人而存在的，有身尊才能做到道尊，实际上已超越群体，属于个体性的范畴。在群体为本位的传统文化中，突出“身”的观念是个性苏醒的萌动。
所以王艮的日用之学不同于先秦的百姓日用而不知，他认为:“圣人知便不失，百姓不知便会失。”“圣人经世，只是家常事。”(30) 在这方面百姓与圣人是平等的，这不仅在于圣人也要像百姓一样生活，经理日用家常事，而且经义不到百姓中去传播，这经义就会失去意义，突出了百姓在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在实践中他的不事诗书，不假文字的悟道方法，给百姓的直入经典的堂奥打开了方便之门。使经典之教平民化，这是百姓日用之学的一大成效。虽然他所宣扬的是封建伦理学说中的一脉，但在缺少个体意识的封建伦理中，增加了个性化的色彩，这在当时是前无古人的成就。
人文启蒙在中国是艰难的历程，人文这一词语虽然早已被古人使用，但这是指人与人的关系，这关系是以群体为本位，尊卑贵贱等级严明，每种关系都有相应的道德规范，对这些规范的法典化、理论化就是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所以中国古代经籍中的人文，与人伦是同义语;而近代启蒙中的人文则是沿用西方启蒙运动中的人文观念，即崇尚个人自主、人格独立，追求人生幸福的反封建思潮，这与中国固有的人文观念有着不同的性质和倾向。呼唤个人意识的觉醒是近代中国启蒙的必然历程，它从明清之际开启，经过中断，再开启，前进又徘徊，直到20世纪初年章太炎才提出人的“自性”和“主体在人”的思想，并从科学的角度系统地论证了人的自然性，这是他在反驳梁启超“国家为主体”的辩论中提出的见解，可见这一点连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也不能达到的高度，而百姓日用之学发展到明后期，恰恰在认识人的自然性、个体性和人同此欲三方面突破传统思想的禁锢，萌动了个人意识的觉醒。虽然在思想的总体上仍然不脱封建伦理的体系，在理论、行为上又有自相矛盾之处，但这是思想史上常有的文化现象，在20世纪初一些近代思想家们尚且面临叛离传统又回归传统的矛盾，在前近代的中国社会像王艮这样，从白丁起家，经商发迹，敢于标新立异，同身居高位，学问显赫的王阳明驳难，创立新学派，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集工人、企业家和大学者为一身的人物，更何况他以先知觉后知的实践精神，走向民间，着奇装、乘异车，招摇过市，传布异端思想，宣称: “我知天，何惑之有? 我乐天，何忧之有? 我同天，何惧之有? ”(31)以狂放、倨傲不驯的叛逆性格和言论在明后期掀起思想的旋风。明末出现非圣无法，倒翻千古是非的“危言邪说”，学术上以异端自诩，追新求异成为时尚，童心说、市道之交说、尊生说、情教论，引得倡和者如痴如狂，蔚为社会思潮，究其学术源头，莫不与百姓日用之学有关。可以说百姓日用之学发展到明后期成为启蒙思潮的先导。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在没有任何西方思想影响下的新思潮，这也说明在原装的传统社会中的儒家思想也能孕育新的元素，土生土长的礼俗文化，也可以萌发近代性的火花，这给我们发掘儒家体系中的活性思想提供了历史借鉴。
礼俗文化及其百姓日用之学，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资源，也为中国的思想启蒙往往要从生活方式发端留下了历史因缘。从这里我们可以理解，清兵入关强制推行满人服装，引起轩然大波;太平军一进入南京就掀起“蓄发易服”的旋风;戊戍维新是从康有为上书剪辫、易服发难;辛亥革命成功立即颁布新服制，推行移风易俗。文革浩劫从破四旧开张，扫除“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浪潮席卷全国。无独有偶，孙中山作为第一任中华民国总统，创制中山服;胡耀邦作为新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第一任总书记，倡导穿西服，他们分别为国共两党的领袖，又都成为现代服装变革的创导者。百年来，在中国大地上不论是启蒙、革命、建设、破坏，往往都从生活领域发端，究其所以，这是生活方式意识形态化长期对民族心理的影响，一有社会风云，生活问题往往被政治化，因此本来是完全私人化的生活，在中国往往成为社会思潮起伏变幻的晴雨表，礼俗文化传统的积淀是其深厚的文化背景。
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迈进，生活方式的变革已经消解了意识形态的干预，成为文化转型中最活跃、最广泛而又最受争议的领域。礼俗文化作为制度和意识形态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但它沉潜在民族心理中的思想影响仍在发生作用。对礼俗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将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外在形式与内在观念形态结合起来考察的新思路，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全面认识民族文化和思维方式，增强文化自觉，促进文化转型。在文化研究凸现生活主题的世界思潮中，创造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理论，是中华文化面向新世纪的又一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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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中华 2006-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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