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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在写作《孟姜女故事的转变》时，根据邵武士人《孟子疏》中的一条材料推断说：
杞梁之妻的大名到这时方才出现了，她是名孟姜！这是以前的许多书上完全没有提起过的。自此以后，这二字就为知识阶级所承认，大家不称她为“杞梁之妻”而称她为“孟姜”了。[48]
后来因为刘半农“在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写本中，抄到几首唐宋间的小唱”，发现“孟姜二字用作杞梁妻之专名，远在邵武士人之前”[49]。于是顾颉刚在《孟姜女故事研究》一文中修正说：
敦煌石室中的藏书是唐至宋初所写的。里边有一首小曲，格律颇近于捣练子；曲中称杞梁为“犯梁”，称其妻为“孟姜女”……这是开始从“夫死哭城”而变为“寻夫送衣”，孟姜女一名也坐实了。[50]
刘半农的发现当然具有偶然性，我们无法保证再没有新的材料出现，更无法保证敦煌写本写定的年代，就是孟姜女一名坐实的年代。我们只知道，至迟在宋初“已经有了”孟姜女这个专名。
可见，即使如顾颉刚所设ABC位于同一条传承路线上，依“一源单线”的方式而传播，在A与B之间，也可能有过无数次未被载录的传播和变异。直接地把A到B的演进解释为α，或者γ与δ之和，都可能是错误的。
这是基于历时演进的文化解释学所无法避免的致命伤。而我们从A→X→B→C的演进中所能确切知道的，仅仅是“演进”以及这种演进的“趋势”，而不是演进的具体步骤和对这些步骤的解释。如此，胡适所总结的“演进公式”，就更难成立了。
当我们把因果关系界定为一种历时关系的时候，我们也许可以判断一对先后发生的事件A和B之间确实具有因果关系，但是，我们很难确证这种关系是不是唯一的因果关系，甚至不能确证这种关系是不是必然的、最重要的关系。因为每一次新材料的出现，都有可能打破我们已经建立的因果关系。因果关系的每一个路口，都布满了疑云与风险。历时研究的种种公案，一再地呈现着这个难题。所以顾颉刚说：“当我去年作《故事转变》一文时，自以为很是小心，不料没有过几天就发现了两处很大的错误。”[51]
1924年底某一天，顾颉刚偶翻《全唐诗》，发现李白《东海有勇妇篇》起句云：“梁山感杞妻，恸哭为之倾。”人们过去只知道杞梁妻哭夫崩“城”，这是顾颉刚第一次看到哭夫崩“山”的说法，顿时“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快意和惊骇，仿佛探到了一个新世界似的。”[52]但顾颉刚式的谨慎还是让他“很怀疑这种传说的曾经成立，因为在别处绝没有见过。”后来郭绍虞给他抄来《曹子建集·黄初六年令》中的一条材料：“杞妻哭，梁山为之崩。”顾颉刚兴奋极了，以为有了这条材料，就可以证明“此种传说自汉魏至唐未尝歇绝，不过古籍缺佚，找不到详尽的记载罢了。”待到自己认真一核，发现原文其实是一段四言排比句，应该标点为“杞妻哭梁，山为之崩。”于是问题又来了，“这篇中的‘梁’字是人名呢，还是地名呢？如是地名，则此句应解作杞妻哭于梁山。如是人名，则此句应解作杞妻哭杞梁。地名与人名分不清楚，便不能断定所崩之山是梁山。”顾颉刚不甘心，又找来丁晏《曹集诠评》细找，结果在《精微篇》中找到了“确实的证据”：“杞妻哭死夫，梁山为之倾。”按理说，考证至此，应该没有问题了。可是，细心的顾颉刚又从李白诗的题注中发现“李白这诗是模仿曹植而作的”。于是顾颉刚感叹道：“我们安知这种传说不是只在曹植时一现，并没有很久的历史，而李白诗中只因摹古之故而又一提呢。我上次说的‘乃知此种传说自汉魏至唐未尝歇绝’，自己又觉得不敢坚持了！”
第三．“层累造史说”具有相对性。当胡适把“历时演进”表述为“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陋野变为雅驯”的时候，他还有一个隐含的预设，也即基于“进化”的假设：以现在的故事形态作为标准形态，去衡量古代的故事形态。当顾颉刚使用这一标准看待故事的时候，往往只能看到故事中不断增添和不断丰富的一面，看不到故事中不断遗失和不断减弱的其他方面，因而认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53]。
如果从“现代”往前看，现代的故事形态是在早期故事的基础上逐步累积、放大而形成的，也即“层累造成”（层累造史说在数学上并不存在问题，因为“前代信息＋后代信息”的总和肯定要大于“前代信息”，除非“后代信息”为零）。但是，如果从“古代”往后看，我们就会发现，并不是早期故事形态中所有的信息都得到了放大，部分信息被放大的同时，另一部分信息却在传播中有意无意地被忽略了。
杞梁妻故事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主题是“知礼”。这故事最早出现在《左传》时，共156字，到了战国中期的《檀弓》，只剩下78字，其间显然忽略了许多信息。可是，顾颉刚却只看到了增加的部分，没有看到遗失的部分，因而认为《檀弓》“较《左传》所记的没有什么大变动，只增加了‘其妻迎其柩于路而哭之哀’一语。”[54]这一故事到了东汉蔡邕著《琴操》时，虽然比春秋战国时期增加了“自投淄水而死”的情节，但另一方面却连“知礼”的主题都丢掉了。到了中唐《琱玉集》的孟仲姿故事，故事丰满成型了，但是，这时已经连《左传》中杞梁妻故事的影子都找不着了。也就是说，当我们从春秋战国往后来看杞梁妻故事的时候，就会发现，故事不仅不是层累递增，而是逐步递减。
如图，假设源故事是AB，下一阶段的故事变成了BC，于是，根据胡适的“演进公式”以及顾颉刚的“层累造史说”，我们会认为故事是由B演进到了BC，故事中累加了C的因素。但是，历史演进法根本没有理会故事传播过程中A的遗失。可见，历史演进法讨论的只是“增”的部分，而对“减”的部分视而不见，并且由“增”引出了“进”的向度判断。
从书写传统的角度来看，文化有一个历时进化的过程，但如果从口头传统的角度来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文化是单向进化的。“人类在使用文字记载历史之前，就早已在用口头语言记忆其历史了，先民们用口头语言讲述宇宙万物的来历、民族的起源与迁徙、诸神的奇迹、祖先的业绩、英雄的壮举等等。”[55]在书写传统欠发达的社会，口头传统是人类主要的文化形态，口传文化理应比今天更加丰富。那些靠口传记忆的历史细节与故事情节，与其说在历史进程中层累递增了，不如说更多的是遗失了。“早期的传说应该是非常丰富的，但是记录传说的时候是依据记录时代的特殊偏好而选择的。这种选择直接或间接地表述正在形成之中的或者已经形成的价值观念。”[56]不同时代的传播者总是会依据自己的当下诉求，不断地对既有故事进行重新理解和重新表述。重述导致了故事的不断“演变”，而不是胡适所认为的“演进”。
当然，也许有人说早期的叙事比较简单，而经由宝卷及戏曲唱本的演绎，敷衍成了“万千言”。但要注意，这种敷衍主要体现为文体的变化，也即由日常口头传统向商业演唱文本的变化，而不是基本情节的递增。逆向地看，洋洋洒洒的商业唱本一经普通民众的口头转述，同样可以迅速精简为短小精悍的民间故事。从1980年代以来民间文学普查的结果看，日常口头传统中的孟姜女故事依然保持在极短小的篇幅，这在各省陆续出版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一目了然。我们看到，现代民间口头流传的孟姜女故事，并不比唐代记录的孟仲姿故事复杂或雅驯。我们不能使用明清的宝卷或戏曲唱本去比照汉唐的经史笔记，从而引出“由简单变为复杂”的结论。文体的差异本身就存在繁与简的差异，即便用今天的孟姜女唱本比照今天的孟姜女故事，同样可以看出繁与简的巨大差异。
另一方面，由于书写传统以及印刷技术的日益发达，加上保存年代的不同，后代记录的孟姜女故事在数量上肯定会远远超过前代记录的孟姜女故事。故事群的总体容量当然会远远超过单个故事的个体容量。我们不能用后代多个文本的“综合整理”去比照前代个别文本的“单项记录”。
所以说，胡适的演进公式在理论上是立不住脚的。在这一点上，顾颉刚显得比胡适更加谨慎，他往往使用“演变”而不是“演进”来表述故事的变化。一字之差，折射了学术态度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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