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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俗学的衰颓而悲哀的福田亚细男
  作者:福田亚细男 菅丰 塚原伸治   译者:彭伟文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11-28 | 点击数:1551
 

  民俗学不是永远不灭的——20世纪民俗学的去向

  福田:实在是辛苦了。

  抱歉没有一开始就向各位问好。我是福田亚细男。

  和菅先生认识来往时间很长了,菅先生还是跟以前一样管我叫“福(フク)田(ダ)(Fukuda)”(笑)。要发清音这一点,我曾经在这里那里,在各种场合说过写过,我叫“福(フク)田(タ)(Fukuta)”。是“柳(ヤナぎ)田(タ)(Yanagita)”“福(フク)田(タ)(Fukuta)”。据说要是叫“柳(ヤナギ)田(ダ)(Yanagida)”的话,柳田先生会不回答或者要求对方订正①。我是完全不在意的。菅先生管我叫“福(フク)田(ダ)(Fukuda)”,或者别的谁管我叫“福(フク)田(ダ)(Fukuda)”,都没关系。

  刚才菅先生一直在阐述他整理的结果,但是因为他说话速度很快,我有点跟不上,有的地方也会想“是这样的吗?”不过,我想应该是整理得很恰当的。但是,20世纪民俗学,这个词放在这次会的题目里,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已经普遍地固定下来的词汇,实际上就我所知,应该是刚才介绍的女性民俗学研究会——虽然我是男的——叫我说两句,这样应她们的要求发言的时候,恐怕是第一次用到20世纪民俗学这个词。我自己在那之前没有说过,也不知道别人是否有谁用过这个说法。在这一点上,我曾经这样说过,在至今的学术史中,或者把民俗学在学术世界里抑或在社会上进行定位时,并没有20世纪民俗学这样的表达方式。关于这一点,刚才菅先生在某种意义上将20世纪民俗学作为一个固定的表达形式,并将其对象化进行议论,试图通过超越它实现21世纪民俗学的登场。但是我想,20世纪民俗学实际上是否是一个妥当的认知方式,是不是首先应该作为一个议论的对象呢?

  20世纪民俗学,如刚才介绍过的那样,应该是形成于1908年。简单地说,柳田国男通过椎叶村和远野的事情发现了民俗的世界,同时获得了如《后狩词记》所体现的那样的历史认识,也就是从现在的情状去思考变迁,思考作为变化过程的历史,这是他的出发点。柳田这一历史认识来自于高莫的名著《作为历史科学的民俗学》的说法这一点,因罗纳尔多•莫斯在其论文《柳田民俗学的英国起源》(莫斯,1976)中指出柳田国男受到高莫的很大影响,这种说法被常识化、通说化了,实际上并非如此。1908年柳田国男通过椎叶之旅,以及结识佐佐木喜善这样的方式,发现了民俗的世界,并且由此获得了对历史的一定的认识。在同一年,也就是1908年,高莫的《作为历史科学的民俗学》出版。因此,与其说是影响,不如说这意味着,在同一时代,民俗学作为“认识历史的学问”在世界范围成立了。不用说,高莫的民俗学是进化主义的民俗学。他作为活跃在19世纪的人,不可能在那个时候突然出现,只是以出版“作为历史科学的民俗学”为题的书的形式突出地表现出来。我认为他是和柳田国男碰在一起了,在同时代成立的。一直以来的说法是,先有高莫,然后柳田在1910年读了高莫的书,受到了他的影响,形成了柳田国男的历史认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其次,刚才菅先生关于我作了很多介绍,实在惶恐。但是,如果这是发生在25年前的集会的话,介绍我的时候,会被当作异端的民俗学者来介绍。所谓异端,就是在某处有一个中心,从那里看来是游离的,位于边缘的。这种状态恐怕现在也并没有改变。只不过我这个人稍微有点不太老实稳重,按顺序来看的话,我和友人一起编了《民俗调查手册》(上野、高桑、福田、宫田编,1974),编了《日本民俗学概论》(福田、宫田编,1983),然后还做了其他各种工作,又编了《日本民俗大辞典》(福田、神田、新谷、中込、汤川、渡边编,1999、2000),当然可能这些工作都已经被各位超越了。从这种外在形式看起来,怎么看都好像是处在中心。但是,在方法方面,或者是从学界来讲,并不见得有多么的处于中心。虽然,确实没有人再给予我异端这样的荣誉了,但是无疑并没有那么大的变化。因此,今天在讨论20世纪民俗学的时候,接下来对我会有各种各样的意见或者批评,我想我们双方对这些意见和批评的理解恐怕未必就完全一致,或者这些意见和批评对我们未必具有同样的意义。有鉴于此,我在这里对此想先请教一下各位主持人,你们是以什么样的标准去考量20世纪民俗学的?此外,不是90年代——当然我自己是不能去评价自己的——可能,我在70、80年代所写的东西,所说的话,或许会在学术史上留下一点痕迹,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的民俗学并不是90年代民俗学。我的工作对这之前的时代也许是有意义的,但是我很怀疑20世纪民俗学和我的这些工作是否能够等同,或者说,把两者等同起来本身恐怕是有问题的。

  正如刚才介绍过的那样,我是1959年进入东京教育大学的。因此,就像刚才讲到的分类那样,我经常说学院派民俗学是以1958年在大学开始专业教育为开端的,我是大学专业教育开始以后的第二届学生。我在某一次座谈会上也曾经说过,其他研究民俗学的各位,研究了其他学问以后再进入民俗学的世界,或者是发现了民俗学的世界,而我是通过所谓纯粹培养而学的民俗学。我在很多地方说过,这两者的区别很大,应该在座谈会上也说过。因为这样,所谓学院派民俗学实际上确实是我所一直经历过来的,也感觉到其中有很多问题点,但是,这些问题点到底有多大程度的意义,未必是由我自己来整理。希望能够听到对我在70、80年代左右写的那些旧论文的批评,进入21世纪后我还活了这么长时间,在这么些年里我所表达的观点,我所说的话,这些有多大程度的意义,也希望能够听到各位的意见。

  没想到你们会准备了这样的讨论的空间。菅先生一直对我说:不管怎样你就站出来一次,你站出来。所以,我是先说好了没有办法准备发言用的材料,两手空空地作为一个人去参加,先说好了什么都无法准备,今天才来到这里。从这个意义上看,可能就是这个座位所象征的那样,检察官坐在对面,两位检察官对我进行审问……

  菅:通常被告坐的是我们这一侧。(笑)

  福田:请多多关照。总之,就是这样。

  菅:非常感谢!

  确实,说是20世纪民俗学,那也是一个非常多样而庞大的存在,这一点我们也非常非常清楚。但是,有一点肯定没有错的是,即使不将20世纪民俗学概括为一个整体,但是在这个学术世界里写过的文章,作过的发言,口头讲到的,以及表达过的观点,此外我们还有学会这样的研究者组织,在这里面福田先生的活跃度、影响力都是很大的。不管是哪个方面,实际上能够凌驾于福田先生之上的人——如果柳田活着的话可能会不一样——现在可以说基本上没有。在柳田活着的时代,以及到20世纪的百年间,现在我们能亲耳听到他说话的人里面,我认为福田先生无疑是给予时代巨大影响的其中一位。因此,今天把福田先生请到这里来的意义,我想是非常大的。

  但是,尽管如此,包括无法同意20世纪民俗学这样一个概括方式,或者说自己不能作为代表,再或者反过来20世纪民俗学和福田先生的想法之间有乖离之处等等,在这些地方,希望福田先生毫无顾虑地提出意见或者反驳。

  那么,现在我们暂且认为,在这里的各位,都对福田先生所思考的20世纪民俗学——我觉得这对我们这一代人是非常好用的一个词——对福田先生这样的看法,应该都已经清楚了。

  福田先生,我个人从福田亚细男那里学到的现状认识的部分有问题吗?福田先生不会抛弃20世纪民俗学,是吧?

  福田:也没什么抛弃不抛弃的,我是活在20世纪的人,其后在21世纪又生活了10年,事实就是这样。

  菅:说的是作为方法的20世纪民俗学。

  福田:既然我用了“20世纪民俗学”这个说法,我也将自己视作其中的一员,这一点应该是不会改变的。

  菅:我写了您“不认为构成今日的现状的20世纪民俗学有光明的未来”,这一点没问题吗?

  福田:粗略地说应该是这样的。就如以前多次说过的那样,无疑还有很多必须要做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决不能说民俗学就这样完了。但是,民俗学并不是永远不灭的。

  菅:那么,就是说已经达成了共同理解。以此为前提,让我们进入主题。


[译者简介]彭伟文,浙江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科学学院讲师。

       *本文译自《超越“20世纪民俗学”:我们从与福田亚细男的讨论中学习什么?》的《序章》部分。

(本文发表于《民间文化论坛》2017年第4期,注释和参考文献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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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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