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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家族组织的有效管理
家族是祭礼传承过程中的执行主体，是真正的礼仪操作者、实践者。经过20世纪多次社会变革之后，奠基于农业宗法社会的传统家族组织已不复存在，新时期的家族组织既与传统家族组织存在相似之处，又带有许多新特点，不是传统家族组织的简单翻版。关于当代家族组织的形式，冯尔康指出由于当代家族组织的复兴和重建尚属于萌发期，各地区、各家族之间的发展程度具有不均衡性，有传统宗族型、松散型和向现代社会俱乐部型过渡的大陆“宗亲会”型。三种类型的家族组织虽内在属性不同，却同时存在于当代社会之中。家族组织发展的多样性表明，在当代社会文化环境下，家族组织自身的发展正处于转型期，具有诸多不确定性，这对祭礼的恢复和未来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
当代家族在恢复家族活动时，再次强调血缘共同体的特殊性，凸显血缘传承的神圣性，努力使之成为凝聚家族共同体的重要方式。
（一）“宗亲会”型家族组织———黄山市汪华文化研究会
黄山汪氏家族自2008年恢复一年一度的清明祭礼，具体活动是由“黄山市汪华文化研究会”（简称研究会）负责。2008年，汪氏家族组织成立了汪华文化研究会。从研究会章程上看，是一个学术性、非营利性的民间社团组织。从人员构成上看，主要是汪氏族人，还有一小部分徽文化研究者和爱好者。研究会以汪氏家族显祖唐朝越国公汪华为名，一是准备进行汪华文化研究，二是为了团结更多的汪氏族人。可以看出，该研究会具有较强宗亲会性质。
从地域辐射范围看，汪氏祭礼属于全国范围超大型祭祀活动。汪氏宗亲会也是全国汪氏联谊总会，他们在选择家族组织的领导时，首先要求汪氏后裔，其次要热心于家族事务、拥有较高的社会身份。该研究会的会长是黄山市政协前主席，执行会长为原总参某部政委，名誉会长是少将、国防大学教授。这样，在家族活动中，他们可以利用特殊的政治身份，调动更多资源，助力家族活动。
对于此类家族组织，高丙中指出当代“家族组织正经历着从宗法性、血缘性、集体本位的群体，朝着个人本位的同姓社团这样的方向演化，向着现代社会的普通民间团体方向演变。虽然这一过程远远没有完成，但无论在中国乡村社会还是在世界范围，都体现了非常强大的生存能力”，并提出应该将此类家族组织看作是利用传统组织资源的当代社团。
（二）传统宗族型家族组织———浙江S村南氏家族
浙江南氏家族属于聚族而居的传统型家族，按照家族传统奉行“三房四村”的轮值祭祀方法。每年春祭由一个村落负责组织，2015年轮值S村。该村成立了“2015年春祭仪式临时负责小组”。该小组由村委、老协和“头家”组成，村委主要负责，老协和“头家”主要配合村委工作。
祭礼活动本属于家族内部事务，限于具有血缘关系的族人。S村此次以行政村落为单位组织，并要求所有村民参与，其原因一是该村是以南姓为主的杂姓村，且与其他姓氏之间均有姻亲关系，从伦理亲情角度都应参与祭祀。二是支书、村长均姓南，且热心于家族事务，是祭礼活动的积极倡导者和参与者。
此次春祭活动由村委、老协和“头家”全权负责。村委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动员村民，筹集祭祀经费，组织为期三天的春祭活动，意图不只是办祭祖、申孝思，同时也暗含与其他三个村落的力量比较，并向外人展示村落实力。
S村春祭活动的成功举行表明，在当下乡村生活中，传统的家族观念依然存在，是凝聚村落力量的重要依据，但表现形式上已经突破了传统，可以更加灵活机动，在具体的生存环境中进行适当调整，以契合现代生活。
（三）松散型家族组织———吉林杨氏家族
吉林杨氏家族属于松散型家族组织。据杨氏族人回忆，杨家窝卜村的杨氏家族最早开始于一百多年前始迁祖杨德林，由山东“闯关东”到了吉林，在杨家窝卜村安了家。经过一百多年的繁衍生息，现在人口近四百人。杨德林“闯关东”所携带的物品非常简单，除了必须的生活用品之外，只有一张杨氏族谱。为了纪念杨氏祖先，杨氏族人每年春节的时候都要将这张老族谱悬挂起来，进行祭拜。这些年来，杨氏家族没有族长，也没有族田、族规，能够有效证明家族存在的就是春节时的祭祖仪式。杨氏家族祭祖仪式属于简易型祭祖，祭祀时负责保存家谱的长房家把家谱挂起来，接受族人的祭拜。前来祭拜的族人无需携带祭品，也没有复杂的仪式，只需跪拜磕头即可，祭祀之后也没有聚餐。20世纪中期，祭祀仪式中断了几十年，后来慢慢恢复。近年来，随着村里人口大量外出务工，过年时村里的人越来越少，即使在村里过年，很多人也不来祭拜祖先了。
通过以上个案可以看到，由于祭祖活动自身属性的特殊性，祭礼活动要想顺利进行，必须依靠强有力的家族组织机构。如果家族组织无法承担起相应的责任，那么祭祀活动很可能无法维系。在当代民俗生活中，传统的祖先崇拜、家族观念依然具有内在生命力，人们没有抛弃、也不可能完全摒弃几千年来积淀下来的文化传统，但作为外在表现形式的家族组织不应被历史所束缚，在秉持对孝道、伦理认同的基础上，只有不断的进行自我调适，才能实现家族生命的自我更新，更好的与现代社会契合。
结语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传统祭礼的重建是其内在生命力的直接展现。在中国文化中，祭礼首先拥有一个稳固的传统，记录在家谱中、刻印在祠堂里、保存在记忆中的那些关于祭礼的历史，成为推动祭礼重建的最强助推力。传统在给现实行为提供历史依据的同时，也提供了合理性，人们将孝道、伦理、秩序都融合在祭礼行为中，这样通过一次次礼仪的展演，历史将与现实成功对接，传统也获得了新的生命力。但为了实现礼仪的成功展演，家族组织必须成为行动主体，主动承担起必要的职责，既有对家庙、祠堂、墓地“原初”空间的护卫，更要对“礼仪经济”进行积极筹集。因此，在当代语境中，只有在礼仪传统、“原初”空间、“礼仪经济”与新型家族组织四者并存，且相互支撑、辅助的情况下，祭礼的重建才能成为可能。
（文章原载于《文化遗产》2018年04期，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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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姜舒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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