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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呼唤立法出台
近年来，我国虽已基本形成了文化保护体系，但就“非遗”保护目前还没有出台专门的法律法规。正是因为专门立法的缺失，才直接导致了“非遗”保护的诸多问题。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说，文化遗产的第一保护人应该是政府。文化部副部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文章表示，最根本的保护方式是立法。
从世界范围来看，日本、韩国、法国和意大利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方面都做得很好。日本是世界上最早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国家，1950年政府以法律形式规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和保护办法。从1955年起，在全国不定期地选拔认定身怀绝技的艺人和工匠，经严格遴选确认后由国家保护起来，每年发给他们200万日元(约14万元人民币)的特别扶助金，用以磨练技艺、培养传人。
而韩国政府制定了金字塔式的文化传承人制度，全国具有传统文化技能、民间文化艺能或者是掌握传统工艺制作、加工的最杰出的文化遗产传承人，共有199名，国家给予他们用于公演、展示、研究、扩展技能的全部经费，同时政府还提供每人每月100万韩元的生活补助并提供一系列医疗保障制度。
在我国，党和国家近几年修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公布施行了《长城保护条例》、印发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和《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和重要文件。
王文章指出，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已进行了近10年，借鉴了外国保护经验。在遵循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针“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传承发展”的前提下，基本形成了三种主要方式，即抢救性保护、整体性保护和生产性保护。
王文章表示，对民间信仰的项目与开发利用很难做到的濒危传统音乐和表演艺术，目前抢救要放在第一位。像我国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对《二泉映月》的抢救还是先录下来，现在用现代科技的手段抢救、保护民间的表演艺术和音乐是普遍的手段。
整体性保护，就是要在全民范围内树立和提高对整体性文化的保护意识，只要是能体现人类在特定时空内的文化形态及其创造力的，都应给予研究并注意保护。
所谓生产性保护，是指“以保护带动发展，以发展促进保护”。通过生产、流通、销售等方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转化为生产力和产品，产生经济效益，使非遗在生产中得到积极保护，同时合理生产所形成的经济效益又能吸引更多的人参与，避免传承人青黄不接。
“而对于我国与周边国家同源共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应进行合作保护而不是竞争。”王文章说，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已经原则通过，下一步是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实现立法保护很快将能实现。
据业内人士透露，本次立法主要是行政法规，民事法内容涉及很少，可能不会细致到对于传承人个体内容的层面。同时，国家立法加强保护传承人的知识产权，是否会导致因传承人将技艺视为己有而不利于非遗传承，这种关联性并不存在。
业内人士分析说，很多非遗技艺并非是某个传承人所有，他们只是该项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国家会从经济方面对传承人的权益进行保护，但对于在保护权益的同时并利于技艺传承的度的把握，问题很复杂，不能笼统说保护是否就会导致技艺传承受阻。“度的把握，是个国际上也没能完全解决的问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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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制日报-法治周末 2010年07月02日
【本文责编：孟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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