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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寮村“张公信仰”的恢复
“张公信仰”作为“私家神”，它的恢复同宗族复兴重建过程是密切相关的。笔者在访谈中了解到，寮村宗族活动的恢复要早于改革开放。在改革之前，当地村落大队和乡镇公社体制虽然存在，但在职能方面和控制力方面开始衰弱。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寮村，张氏族人中已开始出现零星的祭祖活动，这些活动一般在自家举行，属于个体自发行为。改革开放以来，在历经了家庭联产承包体制改革之后，在一位退休村干部（张氏宗族成员）的倡议下，张氏宗族开始恢复有组织的宗族活动，如修祠、修谱等。在宗族重建的过程中，张氏在寮村的大姓优势得以重新确立。而这一宗族活动再兴的过程，正是与地方组织体系改革的过程重叠在一起的。1985年人民公社被正式废除，公社改组为乡镇政府，村大队也改组为行政村，新的组织形态处在探索过程中，一时，寮村的组织体系陷于瘫痪状态。
“张公信仰”恰恰是在这样的大的村落背景和宗族重建中得以恢复的。在“文革”时期，虽然张公庙作为一种破四旧的典型对象受到破坏，但是张公的塑像得以保存。由于旧的张公庙已经变成农田，一时无法再恢复，于是张氏族人就在存放张公像的天台山上，简单地搭建了一座三面的小屋。张公祭祀是在每年冬至左右，在晚稻收割基本完成之后择吉日开始的。作为张姓族人感谢祖先庇护的一种仪式性祭祀，具体仪式也从以前的固定祭祀和巡游祭祀相结合的方式变为迎接巡游方式。每年一次，天台山口也成为了张公巡神仪式的第一个祭祀“角头”，而以往举行的另外两个仪式“千秋祭典”和“设醮祭典”则一直没有恢复。
总的来说，“张公信仰”的恢复是属于宗族重建的一部分，张公事迹和灵验神迹仍然在普通村民“民间文本”的口述相传中得以保留。宗族重建的过程也同时是当地族人寻找文化认同和保有信仰空间的过程，而借用已有的“张公信仰”体系是展开这一重建过程比较现实而有效的途径。与此同时，在新的信仰仪式中，“张公信仰”在寻求合法性方面运用了一些国家政策宣传。如由在职或退休干部倡议和组织，在巡游仪式中增加一些计划生育和农村政策的标语牌，显示了恢复后的“张公信仰”仪式在“民间信仰与国家在场”（高丙中，2001：42）中寻找平衡点的努力。
三、寮村“张公信仰”祭祀圈的扩大
台湾学者施振明（1975）在考察浊水流域计划中针对民间信仰指出，“人群和祖籍是早期移民结合的基础，也是地缘组织的依据。一方面它给移民社会在新的环境中有一共同的认同；另一方面，共同的方言和习俗提供了新社会的生活内容。而作为人群和祖籍具体的表征，除语言以外就是不同人群奉祀的主祭神，移民将从故乡携来的保护神在新开辟的土地上提供了作为文化延续的象征，也成为新社区的标志。”“张公信仰”的恢复虽然具有很强的宗族色彩，但是在具体实践中融入了许多村落集体化时期形成的办事方式和组织方式。因此，“张公信仰”的扩大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以血缘纽带为特征的宗族影响力的削弱；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以村落地域社区集体主义认同为主要内容的村落文化的整合性的增强。
（一）“张公信仰”恢复后最初的祭祀圈
“张公信仰”恢复后最初的祭祀圈，是以张氏宗族成员较为集中的居住地后洋为主要祭祀地域的，而参与祭祀是张氏族人必须参加的义务性行为。张公庙开光之后，祭祀活动的对象、内容、形式的重新确立，标志着“张公信仰”恢复之初就已经开始在固定庙宇祭祀的制度化过程中，形成了具有固定仪式参与人群和固定祭祀地域的祭祀圈形态。特别是前面所提及的一年一度的“巡神仪式”，则是恢复后的“张公信仰”确定自身祭祀区域的一次巡游，图2则是张公巡游的最初路线图，其与“张公信仰”祭祀圈高度重合。重建之后的“张公信仰”的祭祀圈，仍然保留着原来的巡神仪式，而巡游所经过的区域大体同祭祀圈重合。“张公信仰”的最初祭祀圈是局限在寮村后洋一带的，属于张氏宗族的私家神，准确地说，寮村“张公信仰”应该被称为“后洋张公信仰”，还不具备全村性的祭祀活动特征。
（二） “张公信仰”祭祀圈的扩大
“张公信仰”在恢复和重建的过程中，其影响的范围在原有祭祀圈的基础上有了扩大。从张氏宗族的“私家神”，到寮村后洋跨宗族的“角头神”，再到寮村村落地域的“村落神”，以及目前正在发展成跨村落祭祀圈的过程中，体现出了明显的层次性。以下是具体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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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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