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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公信仰”祭祀圈扩大的背景
“张公信仰”是在宗族重建过程中得以重新恢复的，也是村中的各宗族特别是四个大姓（张、王、刘、罗） 在寮村确定其主导地位的过程中形成的。当地的姓氏结构地域分布，具有明显的大姓聚集和小姓杂居的特点。在寮村的六个聚居点（旦洋、后洋、东山、西山、下埠、桥头）中，张氏在后洋占据主导地位，王氏主要分布在东山，刘氏主要聚居在西山，下埠为罗氏的主要分布地。其他两处，旦洋是村落的中心地带，是原人民公社大队部所在地，历来是作为“国家在场”的主要宣传基地，而桥头是寮村通往外界公路的村口地带，这两处属于新兴的村落区域。与旦洋、桥头相比，后洋、东山、西山和下埠属于发展时间较长，村民认同感较为明显的村落区域，传统文化的控制力也较强。
在寮村的宗族重建过程中，各宗族中的大宗族是其中的先导力量，特别是张、王、刘、罗四大宗族，是寮村宗族重建的中坚力量和积极倡导力量。这四大宗族率先修宗祠、编撰族谱，同时积极开展宗族活动，在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向乡镇体制转型过程中，在一时出现的无序的村落公共生活中重新构建社区秩序和安排生产活动。应该说，宗族的重建，使得村落的公共秩序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村民的日常生产和生活秩序也恢复正常。但是，小宗族活动并没有得到恢复，其中有很多的原因，如人数过少、经济实力不足等。在当地宗族重建过程中，小宗族活动的缺失与解放前当地小宗族中存在过的小规模活动形成了鲜明对比。虽然小宗族活动一直没有得以恢复，但在日常的生活过程中，他们大多是与大宗族混合杂居在一起的，有的以认干亲甚至倒插门的方式融入到大族谱系之中，或修改自己子女的姓氏，使之与大族姓氏相同。这样，在村落公共生活中，小宗族对大宗族的依赖性越来越大，被支配和依附性越来越明显，开始在寮村中形成了一种“同心圆”形态的村落交往模式。
2．“张公信仰”祭祀圈的初次扩大：从“私家神”到“角头神”
“张公信仰”的扩大正是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中。根据张族的老人们介绍，其具体的过程大致如下：1988年，寮村的谢姓（即寮村的最早开发者，目前在村庄中只剩下了3户18人）主动要求张姓提供张公的香，允许他们割香火（简称“割火”），并加入到张公信仰之中。那时，谢姓居住地主要处于后洋和东山的交界地带，因为在新土地承包合同中，丧失了其一直耕种的几亩良田，并在与相关方的彼此争执中处于劣势，无法和具有大族地位的王姓村民抗争，在村落中处于无话语权的地位。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谢姓进入“张公信仰”祭祀圈的意愿，主要是想凭借张姓在村落中的地位来获得话语权。根据笔者对谢TY的访谈，证实他们当时确实是这么想的。要想让张姓帮助他们“说话”，就得先使自己成为张姓族人的“自己人”。当时张姓的文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以宗祠为中心的宗族体系；二是以张公为中心的信仰体系。然而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要加入张姓宗祠活动是不大可能的，因为他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改变自己的姓氏，而处理土地问题的时间期限也不允许。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加入张姓的“张公信仰”就成为最便捷的途径。
关于“张公信仰”的扩大过程，据村落中的老人张QF回忆说，当时在村落交流中心旦洋（即大队部所在地），谢TY以非正式方式在闲谈过程中向张氏老人提出是否可以割火以加入“张公信仰”，起初张氏老人并不以为真，只是以开玩笑的方式说是可以的。没几天，谢TY当真以正式方式来到了张氏最为敬重的老人张QW家里。这位老人掌管着张氏族谱，也在日常生活调解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谢TY按照村庙割火的方式，用红纸写上公祭的祭词，带来了代表谢氏全体人数的染红的鸡蛋，同时带来了用糯米做的米饼作为分香仪式前的“入醮”申请。
张QW老人当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是客套地告诉谢TY，这些事情需要再商讨。在后来的商讨中，许多张氏族人表示同意接受谢氏的申请。因为，长期以来在初级社和生产小队劳动协作的日常交往和实践中，谢家是和张氏族人长时间分配在同一个生产小队（组）的，在以“换工”为特征的长期生产协作过程中，以“赶情”（红白事）和“送情”（年节事）为主要内容的长期交往实践所形成的以礼物交换为特征的人情圈一直保持着，可以说，谢家基本上已经成为了同生产小队张氏族人的“自己人”。许多人表示，除了姓氏不一样，谢家都和以同姓为识别标志的“自家人”一样亲近，有的“自家人”还不如他们这些“自己人”呢。在是否接受谢氏加入“张公信仰”的问题上，以血缘姻亲为纽带的“自家人”和以地域性生产协作关系为纽带的“自己人”出现了分野。一些村民表示，在人情这方面，“自己人”在一些时候甚至比“自家人”更加“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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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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