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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由历史理解中国
在第一部分对中国社会学史中关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的现状做了评述。由于该系本身兼具社会学与人类学两门学科的特点，因而在中国人类学史的研究中它也成为不得不提的一个学术重镇。有关它的研究，更多是放置在学派划分的框架下进行。较早触及这一议题的是台湾的人类学者李亦园，他将中国人类学区分为南北两个派别，南派以“中央研究院”为代表，偏向一般社会科学;而北派的代表则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倾向于人文学。此外，唐美君和黄应贵也坚持这种划分，并更为明确地指出南派与历史学派，北派与功能学派之间关系的密切。大陆学者的研究也基本接受这种划分，近年来又在南北两派之外增加了华西学派一说。26
基于不同学派的划分，这些研究总体认为燕京大学社会学系采取的是英国功能论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强调对社区的现时性的研究，而不关注历史，这也是与“中央研究院”最为明显的不同。可是从现在可以看到的资料来重新审视这种看法就不难发现其中的偏颇所在，换言之，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其实并不缺少对于中国历史的关注，也并非仅仅是引进和吸收英国功能论人类学的主张。
中国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度是众人皆知的事实，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生自然不是例外。因此要想对中国真正进行了解与认识，离开历史就显得几近没有可能。这一点在今天看来更是如此。但是如果回溯人类学在西方的发展脉络我们就会发现，人类学的功能学派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去关注研究对象的历史，这当然与他们头脑中欧洲以外的人民是没有历史的人民以及西方的“他者”都是野蛮与落后的观念有关。27但是这种忽视历史的做法在面对历史传统深厚的中国时就不得不受到质疑。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在引进英国的功能论人类学作为探究与理解中国的一种理论时就曾表现出对此种理论忽视历史的做法的批评;以英国功能论人类学作为理论与方法来源之一的社区研究也同样没有被这种文化功能论所蒙蔽只注意可供直接观察的社会事实而忽略对中国历史的关注。28
但遗憾的是，学界对社区研究的批评却往往都会集中于说这种研究常常缺少对历史的考察。或许有些社区研究确实如此，但是一般为学界所认定的作为中国社区研究代表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却似乎并不是如这般批评所谓的那样。相反，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社区研究在理论和方法的解释上强调的是对实地田野调查与对历史资料的同等关注，主张的是将这两种不同的方法相互结合，使其相辅相成。就实际的操作层面而言，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所做的毕业论文中也可以清楚看出研究者对于中国历史的关注。
比如，该系1940年的本科毕业生沈兆麟在其关于平郊村政治组织的研究中，就对该村的历史做了尽可能详尽的讨论与叙述，尽管这个村子八百年的历史有文字记载的内容很少，但是他仍想尽办法来试图还原该村的历史，确保历史的真实性与一贯性。通过对该村历史的关注，作者从中窥探出了政治组织形态和运行机制的动态变迁过程，对该村的政治组织的理解也就显得更为全面和系统。29
又如，1941年从该系本科毕业的陈永龄在他的《平郊村的庙宇宗教》一文中，尽管主要探讨的问题是庙宇宗教之所以历久不衰的原因，包括庙宇宗教在当地人们生活中所具有的特殊功能，这些功能的实质，以及民众对于庙宇宗教的信仰到底是什么等内容，但是他在对这些内容进行分析之前，首先对村中延年寺的历史做了较为详细的追溯与考察，虽然关于该寺历史在文字方面的记载并不多见，主要是依靠老人之口述来代代相传，但是他一方面通过对村中熟悉该寺历史的老人进行访谈，另一方面又通过查询各种文献资料，从而获得了对该寺的历史的清楚认识。而这种对延年寺历史的了解恰恰有助于他去理解平郊村村民与庙宇宗教之间的关系，对他这一研究的主题而言助益不少。
其他在社区研究中重视历史资料和事实的研究还有很多，由于篇幅关系，这里就不一一赘述。需要强调的是，对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而言，中国的社区研究的所指与内涵可能真的不是学界以前所认为的那样刻板与狭隘，社区研究不等同于缺乏历史，这一点在这里需要被特别加以注意，亦就是，对社区研究所做的缺乏历史的批评可能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这里是站不住脚跟的。而这种批评的不当和偏差恰恰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社区研究如果存在问题的话，至少不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的。
弗里德曼在1962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第三届纪念马林诺斯基的演讲会上宣读了题为《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代》(“A Chinese Phase of Social Anthropology”)的论文，在该文中他从西方尤其是英美人类学界的研究传统与田野方法的内在脉络出发对中国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中的仅仅关注小型社区的旨趣进行了批判。这种批判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并不适用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因为他所关注的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研究仅仅是个别学者，比如费孝通、林耀华等人的研究，30却并没有能够注意到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在那个年代所开展的丰富而又多样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实际上对该系而言，正如前面所论述的那样，社区研究并非缺乏对历史的关注，而是一直有着对于中国历史的关照与重视。他的这种认为中国学术界对于中国社会自身的研究只关注小型社区而忽略历史的看法其实仅仅是一种对于当时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界的“他者”的想象，其背后不可避免地暗含有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另需注意的是，弗里德曼这种批评的不适用性恰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证明当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对于中国社会自身所开展的诸多研究或许已经走在了西方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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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 2013年第6期
【本文责编：CFN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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