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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幅近代亲迎婚俗地理分布图上可以看出，费孝通是将近代的亲迎婚俗在全国范围内的分布划分为三种不同的区域：即，全社会人民都遵行亲迎婚俗的“亲迎区”和一个社会中只有一部分人实行亲迎婚俗的“半亲迎区”，以及全社会都没有亲迎婚俗的“不亲迎区”。18
全文便是围绕近代亲迎婚俗在全国范围内的这种三区分布的情形展开讨论，除了第一章对亲迎婚俗进行定义以及第二章描述亲迎婚俗在近代的地理分布以外，费孝通先是探讨了亲迎区域的形成及其与移民之间的关系，其次论述了亲迎区域的地理及社会限制，然后将文化功能论与文化传播论相糅合来解释亲迎婚俗的传播现象，最后还对亲迎婚俗的起源提出了一种假设，由此而形成亲迎的“三区论”。19
可以看出，费孝通对亲迎婚俗的研究与惯常所认为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社区与功能的研究传统有所不同，属于超越单一村落社区层面以上的更大范围的区域性研究。当然，这种形式的研究并不仅仅限于费孝通的这篇论文。晚他一年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的陈怀桢的研究也并非是从社区入手所做的区位与功能的研究，而同样是一种更大范围内的区域研究。
陈怀桢的论文是《中国婚丧风俗之分析》，在做此毕业论文之前，他就对婚丧风俗产生兴趣并有过相应的实地调查的经验，但是由于实地调查之前没有过社会学方面的训练因而导致收获甚微。所以，他就决定在做该毕业论文时对这一主题进行专门的探讨和研究，以此作为以后实地调查的准备。20
为了尽可能全面地对中国的婚丧风俗进行了解，与费孝通相类似，陈怀桢也选择了地方志作为研究资料，因为风俗在地方志的记载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几乎每种地方志中都会有关于各种风俗的记载。而当时又没有专门用来讨论中国风俗的书籍，在杂志上较为晚近发表的调查中关于风俗的材料，或者是就具体的某一地方而言，或者是对于风俗中的某一项来说，很难包括全国或者某一个流域的情形。因此，这样比较看来，地方志自然也就具有了支撑这项研究进行的足够理由。21
陈怀桢在《中国婚丧风俗之分析》中也是安排了六个章节的内容对此一研究主题进行论述，分别包括“弁言”、第一章“婚丧二俗之根据”、第二章“婚俗”、第三章“丧俗”、第四章“比较”，以及“余语”。 他借由对其所使用的地方志中有关婚丧风俗的记载的阅读和整理，将这些地方按照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以及关外区域划分为四种不同的婚丧风俗区，然后集中对各个区域的婚丧风俗的程序与礼仪分别进行细致的介绍。
但是他并非一开始就分述四种婚丧风俗区各自的特点，而是先引经据典对婚丧两种风俗的根据作了陈述，之后才分别对婚俗与丧俗在四种区域中所包括的程序和礼仪按照仪式的先后顺序来进行介绍。文章的重点是对四种区域婚丧风俗的比较。对婚俗而言，陈怀桢区分订婚以前、订婚、订婚以后、婚日和婚后五个阶段来对四个区域进行比较。对丧俗来说，则是按照死之日、死后和葬三个阶段来分别进行比较，以先黄河流域、次长江流域、再珠江流域的顺序进行。22
最后，作者还用“余语”一部分来结束此篇论文的正文，这部分主要阐释了什么是风俗，风俗的形成过程，风俗与习惯的区别，风俗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中国地方志的五个缺点等问题。23
显而易见，两篇皆以地方志作为研究资料对全国范围内的风俗进行探讨与分析的文章的确采用的都是从区域入手来探究与理解中国社会的路径和方法，但是，它们在对文化与地理的关系进行理解时所采取的思路与方法却存在不同，《亲迎婚俗之研究》是根据地方志中所记载的亲迎婚俗这一文化特质在近代的地理分布的情形，将其在全国范围内划分为亲迎区、半亲迎区与不亲迎区三种区域，换言之，这是按照文化特质的分布特点来划分地理上的区域特征。而《中国婚丧风俗之分析》则是以地理上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以及关外区域的不同来分别搜集与整理地方志上的婚丧风俗，以此为基础对四个区域的风俗进行异同的比较，而这可以被看做是依照自然地理上的区域差异来引导对文化特质的分区和比较。24
这两种对待文化与地理关系的不同思路和视角其实并不矛盾，相反，两者的共同存在和应用恰恰给我们今天理解中国文化的区域性差异提供了参考，我们在实际考察中国文化的区域性差异时可以将这两种思路相融合，由文化与地理相互的影响来看待这一议题似乎显得更加有意义。
学界对单一的村落社区研究已经提出了很多的批评和反思，相应地也提出一些超越于村落社区研究的范式和方法，区域研究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种。之前被我们提及较多的要算是施坚雅对中国社会所开展的区域研究，25但是我们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现存的毕业论文中可以发现其实早在施坚雅之前，该系的学生就已经实践过从区域入手来理解中国社会的方法与可能。
由此可以看出，这里所提到的两篇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论文中关于中国社会文化的区域研究至少提醒我们在对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术传统与特色进行单向度的功能论研究或社区研究的概括时，往往会导致对该系其他学术研究的路径与方法的遮蔽与忽视，而这一方面会影响到我们对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术研究特色与传统的丰富性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是更为严重的一方面，则会让我们在有意无意中遗忘或者丢失掉不少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早期历史中所富含的学术资源，而这些资源恰恰对我们今天探究与理解中国而言具有颇为重要的启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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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 2013年第6期
【本文责编：CFN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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