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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对“中国经验”做出自己的理论提升。全球独一无二的“中国经验”、“中国模式”是中国社会上下结合、共同探索、互动创新的结果，其中三个层次的相互推进十分明显：既有中央“自上而下”的推进，又有基层“自下而上”的推动，还有各个地方、各个部门连接上下的促进。这三个层次，通过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价值重塑、共同创作、不断完善，融合成具有独特气派、独特风格、又有某种普遍意义的“中国经验”。
在“自上而下”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创新的社会主义。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和谐被确定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改善民生问题被确定为社会建设的重点，公平正义被确定为社会建设的目标，就是几个标志性里程碑。
在“自下而上”方面，随着中国社会重心日益下移，全国范围的社区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在蓬勃开展。我们在全国各地的调查和考察表明，中国城乡基层社会，通过制度创新，正在把社会公平正义落实到我国微观制度的方方面面。
连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经验的，是各个“地方经验”。在对当今中国城市社会建设展开的实地考察中，我们先后领略了“武汉经验”、“广州经验”、“深圳经验”、“郑州经验”等，2008 年又有幸与“杭州经验”相遇。
在三个层次中，中央经验是“中国经验”的核心、灵魂和指导。地方经验、基层经验的重要性则在于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经验”一个个亮点、一个个支点，共同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新型社会主义历程的一个个轨迹点、成长点。中国社会学有义务对整个“中国经验”、对不郑杭生等：把握交融趋势，推进学科发展同层次的“中国经验”进行调查研究，做出自己的符合实际的理论概括，以提升自己的理论品质、学术水平，在这一方面完成“理论自觉”的使命，使自己的理论成为与中国社会发展、中华民族复兴、中国人民生活品质提高密切相关、因而具有生命力的常青理论。
学科“理论自觉”和理论提升除了以上四条共同路径之外，各学科还需要结合各自的理论传统和发展现状，创造和不断完善学科理论创新和理论提升的保障机制。在现代学术制度下，学科的理论提升需要各学科的学术组织和学术共同体增强“理论自觉”的意识，积极支持并为学科的理论创新，尤其是学派的形成创造条件或提供必要的保障，也就是要“开风气、育人才”[5]。
“开风气”就是要不断为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学科建设和理论发展引入新风气。学术共同体或组织中，要有良性的学术争鸣机制，积极鼓励理论争鸣和学派的成长，要为学科理论的繁荣和提升开拓有益的氛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学前辈吴文藻先生针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普遍用外语上课的怪象，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这并非出于他个人对某种学术风格的好恶，而是着眼于学科的发展。我们对当前中国社会学界包括不少学生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特别是新布达佩斯学派和布洛维社会学理论的过度迷信现象进行批评[6]，真正目的也是为了揭示这些理论脱离中国实际的本质，为本土学科理论的发展开创新风气。倡导“社会学中国化”，就是要为社会学开创一个有益的、新的风气，就是要为中国社会学争取自己的地位。正是在这种不断开拓、进取的学术风气作用下，社会学中国学派在世界社会学界获得了自己应有的地位。
“育人才”就是要培养既有创新又能传承学科理论建设的人才。学科理论的创造和理论提升既需要依靠人才的不懈努力，也依靠人才去代代相传，形成自己的理论学派。为提升学科理论“育人才”，关键在于要培养懂得中国社会实际的人才，也就是植根于“中国土壤”的人才。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来说，如果脱离本国的社会实际和社会实践，那些理论就相当于“无根的”理论，它们不能从社会实际中吸取营养，因而也不会长久。更重要的是，那些“无根的”学术由于主体性的缺乏，在世界学术话语体系中也会丧失主体地位而始终处于边缘状态。目前，一些大学或学术共同体在追求国际性的时候，轻视了学术主体性的重要性，从而误导学者和学生对西方理论及范式的盲从和依赖，这种风气对提高学界的理论创造力以及提升学科的主体地位都是不利的。
总之，强调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的学术共同体和组织要“开风气，育人才”，就是要树立联系中国社会实际的学术风气和人才培养模式，这是当前各个学科增强“理论自觉”意识、不断促进理论创新、提升各个学科的主体地位的重要保障。在新的世纪里，通过一代代学人自觉的努力，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的理论应该而且完全能够在世界学术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一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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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温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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