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史反思

　　四、困境与挑战

　　30年多来，恢复后的中国民俗学，以“五四”以来深嵌于其中的“民主”取向，逐渐让人文社会学界和整个社会意识到中国民族文化当中历来被忽略的一个方面，意识到“从民间的立场看”的视角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由于民俗学者的努力，“民俗”、“民间文化”和“民俗学”这些在1980年代以前还只限于个别学术话语体系中的概念，逐渐成为了学术界和公共领域耳熟能详的常见词，这为整个社会以一种全面、公正的态度理解作为民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下层文化，起到了重要的启蒙和引领作用。

　　但与此同时，民俗学也面临着日益突出的困境与挑战。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尽管民俗学不时会被其他学科提及，却始终处于边缘地位。这种状况的形成，同学术界偏重精英文化的成见有一定的关系，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学科自身存在一些尚未解决的深层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学科定位方面，对民间文学研究作为民俗学组成部分的属性论证不清。如前所述，30多年来，民间文学研究日渐被归为民俗学的分支学科，然而，尽管民间文学和其他类别的民俗文化在许多方面都具有共同的特征，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对民间文学的研究，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是在与作家文学研究的相互对照中发展而来的，而关于其他民俗现象的研究，所借助或参考的理论和方法却往往来自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等学科。也就是说，二者从一开始就已经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学术品格和理论模式。因此，把民间文学研究纳入到民俗学的体系当中，虽然从表面看似乎顺理成章，但要使二者在理论和方法上达到有机的统一，还需要民俗学者付出巨大努力来进行更深入的探索和论证。遗憾的是，当前的研究者，要么对这一问题没有意识，要么是有意无意地回避这个问题;即使有所论述，也是从二者在研究对象上的相似性来分析，却很少涉及理论和方法上的异同，结果非但不能使民间文学研究在民俗学系统当中获得更合理的位置，反而为学科属性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这大概也是导致学科目录设置不当以及目前民俗学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缺少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日益盛行的区域研究和个案描述，使民俗学的知识体系日趋破碎，研究也不断走向碎片化，缺乏一般性的理论概括和范式提炼。随着民族志的个案研究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研究方法，民俗研究的成果越来越呈现出千篇一律的面貌，即通过对某一个特定社区的具体事象的调查和描写，来为某个通行的理论观点做注脚，或者，干脆只是进行单纯的记录和描写，而不涉及任何的理论探讨。

　　第三，过度强调研究对象相对于精英文化的特殊性，自觉不自觉地把民俗与上层文化割裂开来。尽管钟敬文等学者曾一再强调，民俗学的研究对象是全民族的生活文化，但在具体实践中，不少民俗学者往往以“敝帚自珍”的心态，强调自己的对象与上层文化的不同。这种倾向，同“五四”以来深深地植根于中国民俗学体系当中的“民主性”、“人民性”关怀有一定的关系，但如果过于强调，就会使民俗学丧失在民族文化整体系统中进行探索的力度，也丧失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积极参与讨论更大问题的可能性。

　　第四，由于过度强调对以文本为中心的视角的矫正，结果导致了重视外部的语境研究而轻视内部的文本或民俗事象内在属性分析的倾向。

　　以上这些问题，有的为中国民俗学所独有，有的则是世界范围民俗学的通病。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既是中国学者的任务，也是世界民俗学同行需要共同面对的挑战。

　　注释：

　　①张紫晨：《中国民俗与民俗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06-347页;王文宝：《中国民俗学发展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7-123页。

　　②钟敬文主编：《民间文学概论》前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

　　③刘锡诚：《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86-690、742-747页;安德明：《飞鸿遗影——钟敬文传》，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31—136页。

　　④钟敬文主编：《民间文学概论》前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

　　⑤中国社会科学院于1977年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基础上成立。作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接领导的研究机构，当时它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学科建设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影响乃至决定作用。

　　⑥钟敬文：《新的驿程》，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439-443页。

　　⑦据中国民俗学会网(http://www.chinesefolklore.org.cn)2012年3月信息。

　　⑧美国民俗学会的会员，除了来自教学和研究机构的学者之外，也包括社区文化工作者。参见美国民俗学会网(http://www.afsnet.org)有关会员情况的信息。

　　⑨一门学问的兴衰，同其所属的时代背景有直接关系，来自国家政策和制度层面的影响尤其不容忽视，而在一定的背景下，一些个人的具体努力往往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钟敬文等人为恢复民俗学而进行的各种工作，不由让人联想到理查德•多尔逊当年为了促进民俗学在印第安纳大学乃至整个美国的发展而积极说服政府相关部门、期望从国防教育基金中获得支持而付出的煞费苦心的努力。(Richard Dorson, "Folklore and the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75:160-164,1962)这种有趣的对比，也让我们进一步看到民俗学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政治结构层面所遭遇的相似命运。

　　⑩钟敬文：《民俗学与民间文学——1979年7月在北京师范大学暑期民间文学讲习班上的讲话》，见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研究部编：《民间文学论丛》，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1年，第1-21页。

　　(11)学科目录由中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有时会同教育部一道)颁布实施。作为一种法规性文件，它对全国所有高校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学位授予等工作，具有很强的指导和约束作用。该目录分学科门类、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三个级别，其中二级学科是大学院系进行专业设置的主要依据，一门学问能否被列为所在领域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目录，往往直接决定着它能否在相应的院系保持或获得完整独立的建制和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资格。从1983年开始施行以来，该文件已做过三次修改和调整，每一次调整，都会对相关学科造成或积极或消极的巨大影响。

　　(12)刘守华、白庚胜：《全国高校民俗学(含民间文学)历年博士、硕士学位论文题目》，见刘守华、白庚胜主编：《中国民间文艺学年鉴2002》，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62-364页。

　　(13)刘锡诚：《为民间文学的生存——向国家学位委员会进一言》，《文艺报》2001年12月8日;刘守华：《困境中挣扎的民间文学学科》，《文艺报》2002年1月19日。

　　(14)刘锡诚：《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42-763页。

　　(15)钟敬文主编：《民间文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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