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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田野和社会场景的历史
当我们回顾人类学田野工作规范得以确立的过程时，不得不惊讶于其中的许多历史机遇和偶然性，而一种“正统”的确立又是如何以另一些其他非正统的方法和理论的消失和被压制为代价的。文森特认为，人类学后来的许多过失应当归因于20世纪早期人类学家对历史和文化接触等关键问题的忽略[19]。而库克利克则尖锐地指出，人类学以及所有重视田野的学科中，其对田野调查的兴趣和强调，同时也就意味着对比较分析和历史分析的忽视[20]。
其实，学科史上饱受批判的传播论在对于社会场景的关注即是对马林诺斯基所主张的封闭式的有边界的社区研究的一个有益的反动和补充。就在马林诺斯基将特洛布里恩群岛作为一个与世隔绝的、自给自足的自然实验室时，里弗斯则详细的描述了新生帝国主义对于美拉尼西亚地区的肆意掠夺所带来的破坏性的急剧变迁。1922年，即马林诺斯基发表其代表性民族志《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的同一年，里弗斯主编了一本《美拉尼西亚人口论文集》，其对文化接触的社会历史场景的强调和关注构成了对马林诺斯基所描述的“海外飞岛”形象的挑战。这种研究路径在事实上还对“田野调查革命”的片面性和可能偏差提出了质疑，为什么“研究人类的唯一方法就是在美拉尼西亚岛上居住纪念，聆听村民们的闲谈呢”?
在大西洋彼岸，博厄斯及其研究传统与当时英国人类学那种自然历史式的研究进路也存在很大的分野，他们强调文化历史，以及文本的搜集。这种所谓“抢救式人类学”(salvage anthropology)主张，人类学的任务不在于观察社会功能，而在于编撰和记录濒临消失的文化，以期重构人类迁移和流动的历史，建立基本数据档案，使印地安人的土著文化也能陈列于图书馆和博物馆里。古塔和弗格森认为，它在实质上对马林诺斯基式的田野工作提出了尽管并不显明的质疑，认为那种对“原始社会”可以通过参与观察的直接经历就可以进行历史性描述的想法是不切合实际的。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种研究进路是一种折中的办法，把直接访谈和观察与历史文本、民俗、考古资料、口传历史以及关键报告认的回忆和专业知识的分析等结合起来。而其后所发展出来的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研究尽管也受到诸多批评，但在田野工作和田野概念上，却淡化了“在这里”和“在那里”的界限，从而在客观上对明晰界定他者范畴的观念提出了挑战[21]。
换言之，就在马林诺斯基式的田野工作规范逐渐得到确立时，人类学内部其实还存在着其他一些强调文本、社会场景和历史感的研究进路。确实，如果我们考察现代主义民族志的话，就会发现多数作品除了忽视所研究的社区的外部影响和文化接触之外的另一个明显的弱点就是历史感的缺失，而固守于一种共识性的功能研究。说它们缺失历史感，并不是说这些作品不谈及历史，事实上，多数作品都会在其中专设一章用来描绘所研究的社区或人群的历史，但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历史的交待与对其地理位置的描述一样，基本上只是一种背景上的交待。米尔斯毫不客气地指出，这样的历史描述不过是放置了一些历史材料，作为一种布景而已，是一种没有历史感的历史描述[22]。
对于文本材料的关注和搜集，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传统一直以来也并不缺乏，但是是否将其作为一种社会场景来看待和分析则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文本本身可以成为一种“田野”吗?如果说历史档案可以被一些学者接受为可以展开田野工作的对象，那么，文学文本，特别是小说文本又怎样呢?我们暂且将这一系列的问题存而不论，而主要讨论下面这个问题：历史可能作为“田野”吗?换句话说，我们能否用“田野调查”方法来研究历史呢?对于这个问题，一些学者的回答是相当肯定的。王明珂认为，人类学家可以“在文献中作田野”，即文本分析，当然其意义在于挖掘出“文本”(text)背后的“情景”(context)。[23]
然而，方法论并不是、也不应该是一门学科涉足某个领域的唯一“武器”。实际上，人类学对于历史的研究，主要是将其放在了“田野”的背景之下。历史人类学区别于一般历史学的特点就是，前者与现实相联，在关注文献的同时，也注重现在的正在叙述历史的人，叙述者的背景、意图，文本背后的情景等，由此可以补充单纯历史文献资料的不足。这也就构成了历史人类学的两个问题意识：一、过去如何造成现在(how the past led to and create the present);二过去之建构如何被用以诠释现在(how constructions of the past are used to explain the present)。[24]
历史固然可以是人类学的一个研究领域或范围，从而成为某种“历史田野”，但作为一种“田野”的历史对于人类学研究，特别是田野工作有何意义?不少学者都认为，历史对于人类学这门学科来说是一种必需[25]。半个世纪之前，米尔斯指出：“每一门考虑周全的社会科学，都需要具备观念的历史视野以及充分利用历史资料。”[26]他提出四个理由来说明历史的重要性，并且认为社会科学家们应该具备一种“社会学想象力”，而“它是这样一种能力，涵盖从最不个人化、最间接的社会变迁到人类自我最个人化的方面，并观察二者间的联系。在应用社会学想象力的背后，总是有这样的冲动：探究个人在社会中，在他存在并具有自身特质的一定时代，他的社会与历史意义何在。”[27]
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逃不过历史。因此，历史之于人类学，绝不仅仅是研究对象，甚至不仅仅是研究角度这么简单。难怪美国人类学家安德鲁·斯特拉森如此说：“每个人类学家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历史学家。”[28]
从地点到方位：“这里就是田野”
我们在梳理田野研究的学科谱系时提到，作为地点的“田野”概念至今仍然存在着一种隐晦的潜规则，即田野点的纯正级序[29]。在讨论人类学的历史向度时也提到历史作为一种“田野”的可能性，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即如果田野不仅仅是一个空间意义上的地点或一个有边界的社区，那么，哪里才是田野?
对此，费孝通的回答简单而深刻，他指出，“人文世界，无处不是田野”[30]。换言之，哪里都是田野。但是，说哪里都是田野，到底哪里才是田野呢?如果说传统人类学隐晦地认为只有“那里才是田野”，那么我们所主张的则可以表达为其实“这里就是田野”。而所谓的“这里”，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空间或地理上的概念，不再是一个“地点”(site)而已，而是一种方位(location)，既有空间的维度，也有时间和历史的维度。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不少人类学者已经尝试采用多地点式的田野工作，或对流动过程中的同一人群展开研究，或对发生于许多相互不连续的不同空间的事物进行调查，或将历史档案作为田野来研究。
这些研究实践看起来与传统的人类学田野工作有了相当大的偏离，但是它们承认参与观察依然是决定人类学方法论地位的一个主要部分。只不过，人们不再盲目地迷恋它：看报纸、分析政府文件、观察治理精英地活动、追踪跨国发展机构和有限公司地内在逻辑等获取资料的方式正日益替代与社区成员谈话和共同生活的方式。民族志正成为一种灵活的机遇性策略，通过关注来自不同社会政治场域的不同知识形式，以多种方式综合性地去了解不同地点、不同群体和不同困境，而不只是一条通向“另一种社会”的整体知识的捷径[31]。
长期以来，家乡是文化雷同之地，而只有在异邦才能发现文化差异的看法，似乎是一条不言自明的人类学常识。然而，对于田野概念的空间化的深刻反思认为，家乡本身就是文化差异之地。这与巴西人类学家佩雷诺将他者(the other)界定为“差异”(otherness)的观点不谋而合。他认为只要存在差异，存在与自己的不同，哪里就有人类学的田野[32]。换言之，作为主要关注文化差异性的学科，人类学不仅可以在异邦和乡野展开研究，也可以家乡和都市进行田野工作;不仅在地理意义上的田野地点中调查，也可以在历史和社会场景意义上的事件、文本、机构中进行分析，从而为认识自身，认识人性提出独特的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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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类学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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