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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启贵生于1896，祖籍永绥(花桓县)后来迁于干城，两地都在湘西。他的幼年及青年，正值前述清末民初中国发生大变革之时代﹔不只是政治革命结束传统中原帝国，在社会﹑科技﹑思想各方面都有知识分子呼吁求新﹑求变。石启贵小时还曾入私塾，后来便由新制小学﹑中学一路读到大学毕业。毕业后，他变卖家产到各大城市游历了半年，然后购了些织袜机﹑纺纱机﹑照像机及新品种的水稻种子等等，返回故乡。返乡后，他投身于多项新事业之中，由经济﹑教育来促进苗乡的进步是其主要志业。他在干城积极投入教育工作，在乡间进行改革农业生产工作，并组织干城苗民文化经济改进委员会。由这一段经历可见，石启贵生长于近代中国发生变革的大时代，他自身也因势投入此建造新中国的大业，并由本乡本土的改造﹑改进做起。
石启贵早受民族主义启迪，在民族主义追求进步与团结的二元精神下，他一方面有思在教育﹑经济方面臻苗族于进步民族之列，一方面又以发掘﹑发扬本民族文化来凝聚﹑强化苗族认同。1933年凌纯声与芮逸夫等人到湘西作苗族调查，石启贵成为他们最得力的协助者。如前所言，当时许多本地士绅并不乐见外来学者在此采集苗俗。石启贵却得风气之先，为凌﹑芮提供许多的地方民俗资料。特别是，苗族歌谣﹑巫辞﹑传说皆世代口传，不着文字。在凌﹑芮两人的要求下，石启贵以汉字记苗音之法，将许多本土生活习惯﹑宗教仪式﹑婚丧礼俗﹑民间传说等等口传记忆与知识化为文字记载。凌﹑芮在调查归来后，将这些资料交史语所收藏﹔此便为该所《湘苗文书》的由来。
凌纯声与芮逸夫离开湘西后，他们请石启贵继续为史语所采访苗族民俗文化，并由中央研究院正式任命石先生为补充调查员。此后三年，石启贵踏遍干城﹑永绥﹑凤凰等地苗乡，调查苗族风土物产﹑生活习俗﹑民间宗教。1936年，石启贵任湖南省政府参议，与龙辑五等人代表湘西苗民共同提出《湘西苗民文化经济建设方案》。此后为了苗族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地位，他多次以地方贤达﹑民意代表身分向湖南省府与国民政府建言。
1940年凌纯声与芮逸夫写成《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因时局变迁而延至1947年出版。也在1940石启贵完成《湘西土著民族考察报告书》初稿﹔此稿也就是1986年出版之《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之底稿。比较《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与《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的内容﹑章节与书写体例，可以发现两者皆由其作者或作者们独立完成。石启贵之作比起凌﹑芮之作，在内容上更丰富，且流露了许多对本民族过去低卑处境之悲愤，对苗区现实的关怀，以及对未来的期待。
以上所言石启贵先生之生平﹑作为，及其与史语所学者间的互动，可说是中国近代变迁下的一个缩影。在世界性民族主义思潮与相关政治折冲下，中国近代变迁的一个重要面相便是传统华夏边缘的变化――过去被视为夷戎蛮狄者成为国族内的少数民族，以期在新中国内达成民族平等﹑资源共享﹑国族共荣之理想。史语所的成立，史语所学者的民族﹑民俗调查研究，都是这一中国国族边缘再造的一部分。然而，完成此国族边缘再造更重要的一个因素便是，“本土的声音”。近代民族学﹑人类学之田野调查，可说是一种发掘 “本土声音” 的学术活动，然而民族志书写仍是一种 “他者描述”。在此，我们可以见着石启贵之作为的时代意义――他不只是民族调查者的助手，而更是本地苗族自我意识的发声者。他不只提供本土民俗﹑宗教资料予外来的民族调查者，他也自己写作《湘西土著民族考察报告书》，藉此以本土的声音宣告 “我们是这样的苗族”。他对湖南省政府﹑国民政府的多次建言，他以 “湖南土著民族代表” 身分出席国民大会，在会上提案呼吁落实民主﹑民族平等与经济平衡发展，都是如此的本土发声。
《湘苗文书》译解与出版
石启贵先生所采访﹑撰写的《湘苗文书》，其中大部分内容为与婚丧礼俗﹑禳邪去灾﹑祈福还愿有关的仪式说明与神辞咒语。这部分文书是为苗族宗教文化的一部分，它被记录﹑保存，但过去又未能译解﹑出版，有其时代背景。
近代以来，知识分子对于 “宗教信仰” 有许多争议。20世纪上半叶，部分湘西士绅反对凌纯声﹑芮逸夫等人在本地采集宗教民俗，不是没有道理。在当时一切求新的时代精神下，“宗教信仰” 被认为是旧时代的落后文化，或是在人类演化上 “原始社会” 或 “浅演民族” 的象征。而，的确，无论是早期西方人类学者来到亚﹑非﹑南太平洋诸地进行原始社会(primitive societies)研究，或是早期中国人类学者来到西南﹑南方等地作边疆民族考察，“宗教信仰” 经常是他们观察﹑研究的主要文化项目，同时也是作为考察成果之民族志的主要内容。如此缺乏反思的田野考察与民族志书写，强化了被研究者的 “未开化” 或 “原始” 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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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王明珂博客（网易）2009-10-20 15: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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