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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民族学生涯开始于1934年秋季的一个星期天。早上9点钟，一个电话便决定了。”
为参加教师资格会考，他进入职业生涯第一站，进入让松·德·萨伊中学实习，那是1929年。和他一起在该校实习的同学还有高师学生西蒙娜·德·波伏瓦和梅洛-庞蒂，巧合的是三人都出生于1908年。波伏瓦后来回忆这段实习经历说，“他（列维-斯特劳斯）冷静得让我害怕，当他表情漠然、语气平淡地作关于激情的疯狂表现的报告时，我觉得很有趣。”对于波伏瓦，列维-斯特劳斯的印象是，“还是个黄毛丫头，脸庞像乡下姑娘那样红润，有那么点红皮苹果的意思。”而梅洛-庞蒂成了他的挚友，直到梅洛-庞蒂于1961年早逝。在列维-斯特劳斯的法兰西学院办公室内至今还挂着这位好友的肖像。
1929年冬天，这位大学生为获得大学毕业文凭全力以赴撰写毕业论文《主要出自卡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定理》，“在伟大的哲学传统和马克思所体现的政治思想之间搭起一座桥梁，这个想法十分诱人。”他自视能成为社会党的哲学家。
1934年春，列维-斯特劳斯梦想成为民族学家，告别往日的朋友和政治。1928年，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弗雷泽曾在索邦做过一次演讲，他那时连去听听的念头都没有。后来，列维-斯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中讲述了自己接触民族学的经过，“事实上，直到1933年或1934年，我才豁然醒悟，当时我偶然读到一本已经不新的书《原始社会》……我的思想竟然摆脱了死气沉沉的哲学思辨，如同一股清风吹来，令人头脑为之一新。”一边是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一边是地质学，民族学在二者之间搭起一座桥梁，列维-斯特劳斯找到了一门学科，把以往他所有的兴趣爱好结合起来，民族学开启他曾经期盼的“更宽广、更全面的”哲学之门。
“我的民族学生涯开始于1934年秋季的一个星期天。早上9点钟，一个电话便决定了。”一个电话，列维-斯特劳斯一生的命运由此被打开。电话是塞莱斯坦·布格雷打来的，他正在找一名教授去巴西圣保罗大学担任社会学讲座教授。
1935年2月初，他从马赛登上了前往巴西的客货船。对于一个从未出过远门，长期幻想去远方冒险的人来说，这次远行不仅仅是空间转移，是一次革命。巴西代表着一个从事民族学的机会。在第一次远行中，他终于见到了原始人，在部落中通过第一个考验"Koro"，把一种白色幼虫生吞，“它们像奶油一样硬实和润滑，味道像椰奶。”要当一名民族学家，就必须承受那些与根深蒂固的生理和文化反应迥然不同的生活条件，他观察、计算、倾听、提问……
“我是个很糟糕的文化参赞，只做了最基本的事。”
结束在巴西的教职，列维-斯特劳斯又回到了法国。对民族学、人类学的热情暂时冷静下来，而大战已经席卷而来。1939年9月列维-斯特劳斯31岁，应征入伍，“战争开始的头几个月对我意味着什么呢？似乎跟巴西衔接起来了，换一种方式继续我的民族学经历而已。也就是说，我已经习惯置身于荒唐、怪诞、特殊的境地。”“我们无所事事，我在乡间旷日持久的游荡。”1980年，他回忆大战经历，“说到参与政治，我年轻时是和平主义者，后来眼见法国军队溃败，如此上当受骗的感觉使我从此不再相信我的政治判断。”1986年他又说，“我没有政治头脑。”他只要做一个严谨的学者。
一天，他沿着马其诺防线散步时观察到一株孤独的蒲公英，他的直觉是，理解它必须把它置于一组关系中，这为他打开了一扇窗户，世界可能不再是混乱的了。
在蒙彼利埃他要求退役回到课堂，在维希市他向官员要求回到巴黎课堂，那位官员诧异地说：“有这个姓氏，你还敢去巴黎？”这个时候他才恍然大悟，“我想可能是习惯吧，对危险视而不见。”随着局势的日益紧张，法国已经容不下他，他非离开不可，1940年秋天他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成立的一个救助欧洲学者计划的邀请，前往美国避难。1941年2月，他离开了法国，在纽约“新社会研究学院”任职。
列维-斯特劳斯一生都在政治边缘游走，想远离政治，但从不拒绝政客们抛来的任命橄榄枝。一个插曲是，战争结束后，列维-斯特劳斯并没有急切回到巴黎，他被任命为法国驻美国文化参赞，上午处理公务，下午写论文。不过他从来不是真正外交家，“我是个很糟糕的文化参赞，只做了最基本的事。”
龚古尔奖的评委们对未能授予《忧郁的热带》感到遗憾，原因只是因为它不是小说。
1945年8月，还在美国的列维-斯特劳斯发表了《语言学的结构分析与人类学》，他阐述了民族学如何能够把语言学的突破性成果为己所用。列维-斯特劳斯把社会文化现象视为一种深层结构体系来表现，把个别的习俗、故事看作是“语言”的元素。他不靠社会功能来说明个别习俗或故事，而是把它们看作一种“语言”的元素，看作一种概念体系，因为人们正是通过这个体系来组织世界。
1955年10月，构思于战前的《忧郁的热带》正式出版，作品立即获得成功，所有重要的评论家都长篇累牍地盛赞这本书，最热情的褒扬来自龚古尔学院，龚古尔奖的评委们对未能授予《忧郁的热带》感到遗憾，只因为它不是小说。
同年，另一部鸿篇巨著《结构人类学》也出版。《结构人类学》出版20年后，列维-斯特劳斯已经无法认出自己了，“《结构人类学》的一些阐释，今天读来让我战栗不已，那么大胆的阐释。”《结构人类学》反映的并非一门学说，而是正在形成的思想本身。《忧郁的热带》和《结构人类学》的出版，奠定了其在法国思想界的大师地位。
不过自《忧郁的热带》和《结构人类学》等著作出版后，列维-斯特劳斯与萨特展开了激烈辩论。萨特不同意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思想，特别不能接受他有关“共时性”、“中断性”的反历史主义思想观点，更不同意列维-斯特劳斯有关人类思想始终维持同一稳定结构的看法。萨特在他所主办的《现代》杂志中发表一系列批评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的文章，而列维-斯特劳斯也在他的文章中，反驳萨特的观点。这是法国二十世纪下半叶最具重大历史意义的理论争辩。
梅洛-庞蒂是列维-斯特劳斯长期的密友。1952年梅洛-庞蒂进入法兰西学院，1954年起便一再坚持要列维-斯特劳斯申请进入学院。直到1959年，列维-斯特劳斯才终于进入法兰西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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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早报》2008年11月28日 C12-13版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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