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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尽管晚清时代的北京同东南沿海、通商口岸一样出现了社会风尚的变化，但其变化又有着自身特点。
1、趋新风尚的形成较之沿海通商口岸相对滞后
趋新风尚往往建立在物质生活环境变化基础之上。就城市近代化发生的时间、发展的程度而言，北京明显落后于东南沿海以及早期开埠的通商口岸。以北京、上海的城市建设为例。上海1843年正式开埠，1845年始设外国租界，随即将各国近代化城市建设经验与实践移植过来。1848年，王韬写道：“一入黄歇浦中，气象顿异……浦滨一带，率皆西人舍宇，楼阁峥嵘，缥缈云外”。[27]说明这时上海城市风貌较之其它城市已不大一样。上海的第一条碎石马路建于1862年，此后，修桥筑路成了上海市政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方志说：“西乡（上海西南区——引者注）马路星罗棋布”，列数这里数十条道路的修缮、命名和管理情况。[28]1865年主要道路两侧安装煤气灯，并“以中华各省大镇之名分识道里”，“街路甚宽广，可容三四马车并驰，地上用碎石铺平，虽久雨无泥淖之患”。[29]道咸同年间，各国纷纷在上海开办邮政服务，各不统属，一直到大清邮政局成立，这些自办的邮政才有改观。1870年上海有了电线电报，1876年有了东洋人力车；1882年高级住宅区陆续安上电灯，1883年用上了自来水，1892年有了电话通讯……上海《法华乡志》这样说：“徐家汇在法华东南二里许，向为沪西荒僻地。清道光二十七年，法人建一天主堂……同治二年……又开辟马路，商贾辐辏，水陆交通……。光绪十年……市房翻建楼房……三十四年，马路东有巨商张士希购地建孝友里楼房百余幢，迤东程谨轩、顾象新各建店楼数十间，市面大兴。既而电车行驶矣，邮政设局矣，电灯、路灯、德律风、自来水次第装接矣。马路东为法租界马路，西为天主堂界，再西老屋为乡民界，日新月异，宛似洋场风景。”[30]这段材料向我们描述了上海城市外观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
同样的变化在北京则出现甚晚。1866年，总税务司署附设邮政，北京开始有近代意义上的邮政传递业务。东洋人力车则出现于庚子之后；第一条碎石路（南御河桥路）始建于1903年，一直到清末，北京陆续修建了88条、总长75公里的道路，然而，仍以土路为主。电话通于1903年，当时主要在宫廷及各王府，不过，次年就有了面向社会的公用电话。至于自来水更是到1908年才出现在部分街区。
新识见、新观念、新风尚建筑在新的生活方式基础之上。对大众而言，没有生活方式的变化，思想观念的变化就无缘产生。当上海城市生活初步近代化之时，人们先是受到强烈感官刺激，继而形成学西学崇洋趋新之风。许多文人笔记不约而同提到上海的变化“惊心眩目，应接不暇”。[31]接下来，对西洋文化的欣羡之情多了起来。看到上海租界的新闻纸、市政管理各种规章，晚会、舞蹈、赛马等活动，人们不禁啧啧称叹：“盖西人于游戏之中，仍寓振作之义，青年子弟籍此以舒筋力。”[32]光绪二年，一位从事艺术的文人写道：“订定饭后同看铁路……乘车过大桥，见老幼男女。纷至沓来。细阅铁路之制……余当未经得见之时，不知火车铁路如何奇异，定须大费工力，而后能成。今见其制造之法，亦不甚难，惟易于图成难于创始耳。现在规模粗具，火车尚属寥寥，将来必为装运货物之用也。”[33]光绪五年，江苏的一位长于舆地的学者游上海，先一日“购日本地球仪三厘，为高丈子上、龚文寿秋、莲侄买申昌馆书籍。”又一日，“至新报馆，订《西国近事报》一分，《新报》一分，托荔泉按月汇寄。”过了几天，他再次上街，“观印书籍……，谈及印字机一架祗五百元，大小铅字二副，约一千五百元上下。余意跃跃动，拟回时商诸同志。”[34]
与文人慨叹上海变化差不多同时，北京还是另一番景象。1866年总理衙门奏设天文算学馆，反对者盈声鼎沸。张盛藻慷慨陈词，认为重气节、讲礼仪才是救国之本，“何必令其习为技巧，专明制造轮船、枪炮之理乎？”这一说法赢得“都中一时传诵，以为至论”，街谈巷议无不以设天文算学馆为非，以至于前去报考者寥寥。甚至在天文算学馆成立之后，还发生了“湖南京官会议，有入馆从洋人肄业者，不准入会院，其各部司员皆不得分印结。山西人亦从而和之”的事件。[35]19世纪70年代末，郭嵩焘作为首任驻外大使准备赴任，引起舆论一片哗然。在京湖南籍同乡耻与之为伍，时人辑成对子讥讽道：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这些守旧的事迹言论固然与京城士大夫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相关，也与北京物质生活环境此时未发生多少变化紧密相连。70年代中期，一位驻京的外国人给朋友写信说：“内城满人住居之所萧条可怜，所有官署祠庙，皆衰倒败倾欹之状。民房市市，亦多如此，而且污秽堆积，更觉不堪。满汉居民，老幼男女，皆形容憔悴，衣履破烂，气象衰颓，直成荒凉世界”。[36]怎么能想象这样的生活现状能产生新的思想观念，新的社会风尚？更有甚者，1895年成立强学会之时，为了让与会者长见识、开眼界，维新派准备购置图书仪器邀人参观，梁启超回忆说，当时“为一世界地图……曾在京师费一二月之久，遍求而不得，后辗转托人，始从上海购来”。[37]诺大北京居然找不到一张“世界地图”，可见，此时京城书肆远没有南方城市那么多的时务书。1899年，顽固派把持了中央政权，除了在政治上倒行逆施，在社会风尚方面也极力阻止新风气的流行，有报道说：“右翼澜公每日巡行街道，遇有高领者必褫之；窄袖者必剪之；吸卷烟者必夺之……”，[38]这恐怕不是偶然现象。由于旧生活陋习的影响，20世纪初的报纸、官方告示以及城市管理法规还不得不一再规定市民要讲求卫生，不许随地便溺，这些情况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相对于东南沿海和上海等通商口岸，北京社会文化进步的步伐慢、程度低。
晚清时期北京风尚的变迁在起步阶段显得相当缓慢。这与人们所持的那种社会风尚随着辛亥革命的发生而一变从新之印象大相径庭。[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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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中国研究网 2007-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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