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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隐喻到转喻
不可否认，八十年代形成的某些东西，仍然在今天的语境中强有力地渗透，它们不仅作为记忆构成与今天的潜在对话，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当下人们的头脑。2000年李陀先生提出对于“纯文学”的再思考，笔者不一定同意他的表述，但是同意他对于八十年代重新反省的立场，并认为非常必要。所有那些在特定语境下形成的东西，为了摆脱政治控制而形成的一系列表述，当然有它们的积极作用和历史意义，其影响甚至不仅是在文艺理论领域，而是帮助促进制造了那个年代整体社会文化气氛，起到了一个“解放人心”的作用。但是这之后中国社会又往前走出了好几步。当然不能说文艺理论的发展一定要与社会同步，然而显然，由更早更为逼仄的社会政治语境所产生的那些“超越性”表述，不能说就是关于文学的永恒定论，而不需要回过头来重新审视。
一个明显的理由是，不管是文学还是文学理论，都要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构成某种关系而不是没有关系，对于现存社会或流行价值的形成某种张力而不是止于其间，对于既有的思想和精神腐败造成某种压力而不是混迹于其中。至于这种“张力”和“压力”如何表述，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要看我们能否在汲取此前教训的基础之上，发展出一套更加有说服力的理论表述，而不是简单回到从前的提法、路径上去。李陀先生类似“参与当前的社会变革”的表述，肯定令人想起了从前的做法，想起那些他本人也曾经激烈反对过的东西，因此遭到当年并肩战斗的一些文学界老朋友的激烈反对，这是不难理解的。人们自然会想，好容易挣脱了的东西，怎么今天又原封不动地卷土重来?这也并不是说凡是过去的都仅仅是不好的，但是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乃是一个螺旋式的上升过程。
因而目前所需要的是，如何从文学的角度来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如何将“张力”和“压力”翻译成文学的语言，看看从写作的角度，我们能不能提出更为妥当的方案，从而使得文学与“这个世界”联系起来，而不是远它而去?从另一方面来说，人们谈论了这么多年的“人文主义”，乃至“人文主义”被看作八十年代的一个主要标签，但是如何看待世俗世界，尤其是如何发展出一套与世俗世界相匹配的美学文艺学，它不是以否定世俗人生为目标，不是以能够超出这个世界为荣，更不是以不同名义的迷狂状态为指归，而是能够在看得见的这个世俗世界之内，在熙熙攘攘的这个人世间，重新寻找文学的含义和立足点。事实上，这个世界已经无可奈何地世俗化了，但是世俗化不仅仅等于庸俗化，不仅仅等于沉沦和无聊，这要看我们如何努力，如何为这个世俗世界寻找和建立尺度。
分析王一川教授在八十年代，如何养成了那样一种对于悲观厌世的人生态度，不是本文的任务，而是一项更为深入的政治学、社会学以及心理学的工作。它关乎整整一个时代的精神氛围。王一川教授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形成的这本书《意义的瞬间生成——西方体验美学的超越性结构》，如今读来令人别有一番兴趣。作者如此认同他所谈论的西方大师，大师们的辩论术，则成了他本人的修辞方式。在描绘这个“世界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上，王一川教授的笔下，聚集了一群以形而上学或总体的方式提出世界图景的人们，至少他是这么描绘的：
——柏拉图的“影像”和“洞穴”的图景。
——康德的“分裂”、尤其是席勒的“断片”的图景(“人应该是丰满的整体，如今却沦为可怜的断片”8)。
——叔本华“欲望”、“痛苦”乃至“痛不欲生”的图景。
——尼采“颓废”的图景(尼采相信生命之不幸，是因为生命力的“匮乏、软弱和衰退”9)。
——弗洛伊德“焦虑”的图景。
——海德格尔“烦”、“沉沦”的图景。
——杜威“动荡不安、危机四伏”的图景。
其中除了柏拉图，按王一川教授的解释，其余都是针对现代和现代人的。将所有这些人的表述加在一起，真可谓一个锈迹斑斑的世界，其中人世间几乎被描绘为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深渊。姑且不论这种描述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当事人的原意，我们从中读到的是八十年代一位雄心勃勃的年轻学者，对于世界总体上绝望无边的看法。这个世界被描述成一个密闭的、同质性的存在，所有那些不幸惹上尘埃的事物——从大自然到人——都失去了名称，它们在帮助完成哲学家对于世界的总结之后，在哲学家的雄心抱负面前，羞怯不安、不值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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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中华 2009-07-27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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