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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风俗考古，校验历史
史学研究力求复原和解释已经消失的历史真相，真实无误是第一要义。但是研究的对象，不论是人物还是事件，都是不可再生，再也不能重复的一次性现象。这给今人的研究带来很多疑难，因此，从有史学以来就有各种方法，力求最大限度地恢复历史的真实面貌。用文献、文物考证是史学研究最基本方法，近代以来陈寅恪以诗证史，顾颉刚以风俗求证历史的研究方法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在孟姜女传说与史实的研究中，顾颉刚根据古代文献、诗词歌赋、乐府变文、戏曲民谣中的各种传说，运用文字学、音韵学、考古学、地理学的广博知识，对孟姜女传说形成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进行系统研究，认为孟姜女的原型是出于《左传》的记载，在齐莒战争中阵亡的将士杞梁妻在奔丧途中接受齐庄公吊唁的故事，后来逐渐演变成哭倒秦代长城，这一嫁接，时间相差三百年之久。正如顾颉刚在《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一书中说:“孟姜女的故事，论其年代已经流传了二千五百年，按其地域几乎传遍了中国本部，实在是一个极有力的故事。可惜一班学者只注意于朝章国故而绝不注意于民间传说，以至失去了许多好的材料。但材料虽失去了许多，至于古今传说的系统却尚未泯灭，我们还可以在断编残简中把它的系统搜寻出来。”顾先生对这一民间故事的发掘，成为近代以来以民俗求证历史的第一人，这对促进史学研究下移到民间民俗的视角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建国以来由于社会学和风俗学的中断，以风俗求证历史的方法悄然冷落，这是史学的偏失。
风俗是历史最生动的遗存，它能够提供文本历史所不能具有的鲜活形态。例如，藏妇女有“加龙”的装饰，这一风俗就导源于我们祖先的动物崇拜。
在青海的汉墓中发掘到一个舞蹈纹陶盆，这是新石器时代的重大发现，这由五人牵手的三组舞蹈图，每人都以兽角羽毛为头饰，身后有一条尾饰。在少数民族服饰中摹拟兽类是常有的现象。这种习俗遍及南北，汉族也不例外，1973年在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的墓葬发现有彩绘人，在衣后就有尾巴的造型，1960年陕西的东汉墓葬也有类似的发现，所以《说文解字》在注解“尾”字说:“尾，微也。古人或饰系尾”。有的将尾巴不装在身后，而是装饰在头上，满族妇女“叉子头”即是如此。
舞蹈纹盆的出土，说明在青海地区的牧民自古以来就存在对牛羊的爱护和敬畏的风俗，羌的古汉字即由羊与人组成。以牧羊为生的羌人，戴羊角是有权威的象征，在羌人每年冬季举行冠礼的时候，端公(巫师) 头戴羊角帽，手执杉杆，杆上扎有纸形的始祖像，用白牡羊线围在冠礼人的颈上，用母羊祭羊神。在撒拉族自治县街子乡发现的卡约文化墓葬中，出土的陶器上就有鹿、大角羊等动物纹饰，这是古代羌人图腾崇拜的形象。如今羌人在举行各种仪典时往往在颈上悬挂羊毛线，表示对羊亲密无间，冬季要加套羊皮或羊毛毡的背心，称为“皮褂褂”。在藏族的寺庙、住宅的墙角、门楣经常置放牛头牛角，或牛头金刚像，用牛头当做护身符。这种对牛羊的特殊信仰和尊崇，早在汉族的古书就有记载，根据《山海经.西山经》所述，从崇吾山、经三危山、积石山、玉山到翼理山一带，当地居民所供奉的神“状皆羊身人面”，这种形象如同狮身人面像一样，是崇拜的发展和进化。
藏族先民的尾饰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演变成辫筒，把头发梳成几十条辫子，装入华丽的布袋中，形成一条细长的饰带垂在脑后，有的还缀以金银宝石，末端以红线为穗，长至足跟，厚重古朴，称为“加龙”。从舞蹈纹盆的尾饰到藏族的“加龙”，在这漫长的历史中，有文字的记载并不多，却在风俗的演化中历历可考，具体而生动地反映了人们从动物崇拜内化为审美意识的进化历程。
运用风俗研究还可校正古代文献某些不足之处，例如，古书记载西北少数民族有贱老的风气，将活着的老人弃之野外或墓穴，任其死亡，这与华夏族的尊生重老大相径庭，并以此作为华夷之辨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就新出版的敦煌石窟的壁画所见，有多幅连续画面，详细描绘送老人进坟墓的场景，那是很隆重的仪式，墓内给老人安置了舒适的墓床，地面铺陈地毯，有食物、用具，壁上挂山水屏风画。送葬的家人或悲泣状，或以袖掩面，也有跪地拜别的，柱杖的老人在排列有序的歌舞阵中，安详地步入坟茔。唐代人称这样的“生圹”为“寂居穴”、“复真堂”，表示远离人世，恢复真身，这是佛教的信仰，视死亡为生身的终结，真身的再现，是死亡的最高境界，这样的情景哪能用华夏族的贱老来论定。古代文献中不加分析地一概斥之为贱老，实际上这是对西北风俗隔膜而造成的误解。
对于某些有争议的历史问题可以用风俗考古来求得别解。中华民族本是多民族融合的大家庭，黄帝作为华夏族的祖先自无疑义，但有的少数民族自认为是蚩尤的后代，对黄帝并不认同，以致在国家公祭黄陵中，引发学术界的不同意见。虽然见仁见智的不同见解由来已久，但对中华民族同为龙的传人这一点却从无异议，民俗认同起了重要作用。
我们的祖先自有图腾崇拜以后，龙就成为最早的崇拜偶像。那兽面蛇身的形态，在商周的甲骨文、金文中有生动的象形字和见龙、祭龙的记录，在先秦的青铜礼器中还有栩栩如生的造型。20年前在河南濮阳西水坡发现6000年前用蚌壳精心摆塑的龙图案，那昂首、曲颈、弓身、飞腾的姿态，获得“华夏第一龙”的称誉；10多年前在辽宁兴隆洼又发掘到七、八千年以前用石块堆塑成龙形的遗址，与此毗连的是许多墓葬和祭祀坑，表现出人与龙生死相依的亲密关系。
在传说中的龙崇拜比这更遥远，每个古老民族都有关于万物创生的神话，在中国开天劈地的是盘古氏，在《太平御览》和《绎史》中记述盘古死后化生万物: “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络为地里，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随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述异记》说:“盘古泣为江河，气为风，声为雷，目瞳为电。”云云。按这说法，宇宙本是混沌一片，从有盘古氏后才开出天地万物，盘古为什么有那样大的神力，因为他超越常人，是一条龙。甘肃民间有一首《盘古龙》的歌谣流传，在混沌的宇宙中，盘古龙用尾巴一甩，上去的成为天，落下的是为地，龙的身体化成万座山峰，血液变成江湖河海，头发成为森林。两眼亮晶晶，飞到天上照万民，生动地表现了中国创世主的形象。人们把这样开天劈地而又顶天立地的伟大的形象赋予龙，是对龙推崇极至的表现。
龙在远古受到这样的尊崇，是因为先人们把它视为生命的来源，中华民族以炎黄为始祖是五千年历史的共识。黄帝就有龙的体形，他的氏族以龙为图腾。《史记·天官书》说:“轩辕(黄帝)黄龙体”，《天官书·注》:“(黄帝)人首蛇身，尾交首上，黄龙体。”《帝王世纪》说，神农氏母女“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因此神农氏又称神龙氏，炎帝也是龙的后代。
龙的传说不仅在华夏族中盛行，在少数民族地区也不乏有龙的传说。西南是巴蜀人的故乡，“巴”字，《说文解字》释为“虫”或“食象它(蛇)”；“蜀”字的含义是“人首蛇身”，从四川出土的青铜兵器中常有蛇形符号，镇墓的陶俑有神人持蛇的造型。在云南出土的文物中有二蛇交尾的铜矛，铸有龙、蛇图案的编钟(9)。《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记述哀牢人是少女沙壹与龙感应怀妊而生的后代(10)；在唐代立国的南诏又称龙尾(11)；大理国的创始者段思平在传说中也是龙的后代；诸葛亮南征时为夷人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画神农，龙生夷”(12)录下了夷是龙后代的传说。彝族有《祭龙经》，尊崇龙蛇是彝族传之久远的风俗。在内蒙的红山文化遗址中，还发掘出5000年前雕琢的大型玉龙。种种资料不论是考古的、文献的、口耳相传的，都反映在中国的许多地区都有相似的龙崇拜。
古人习惯以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来表达地域和空间观念，黄帝起自黄河流域，地处中原地带，对周边地区处于中心的位置。“中”，在《幼学琼林》中释为，“属土，其色黄，古中央帝曰黄帝。”五方氏族聚会，古语称“五龙聚会”，黄帝居其中。这居中观念的形成，表现了黄帝在与地方氏族的联合中取得中央共主的地位。由联合而融合，由共主而共祖，是社会生态也是自然生态。龙，它那突兀不凡，横空出世的气势，诙奇谲怪，玄奥莫测的威力，在中国人的信仰中成为最神异的灵兽，对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有永远的吸引力，在一个厂土众民的多民族得到最广泛的认同。 上述例证的解读，只是民俗大海中的一滴水，至于那些未能涉猎的领域，需要更多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民俗学家、和艺术家们进行综合考察。
风俗考古，即是借鉴风俗学和人类文化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和研究成果，进行追踪和源流的考证，通过非文本的资料与文献记载的比较、质疑、验证，以对历史文本中某些语焉不详或含糊不清之处，进行分析、考辨和补充，为史学打开超越文本的广阔领域。它必将以丰富的资源和独居的慧眼，赢得学术界的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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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集79页。
(2) 《新唐书》卷一百六十四。
(3) 转引自《白虎通·巡狩》。
(4) 司马光《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二四，万有文库，1937年。
(5) 贡布里希《秩序感》，浙江摄影出版社，1987年。
(6)《诗经·郑风·溱洧》
(7)《诗经·邶风·静女》
(8)《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 期。
(9)《滇池区域青铜器图象反映的民族习俗》，《云南省博物馆建馆30周年纪念 文集》。
(10)《后汉书·西南夷列传》。
(11)《新唐书·南蛮传上·南诏上》:“南诏，或曰鹤拓、龙尾。”
(12)《华阳国志·南中志》。
(原载《东方论坛》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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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中国研究网 2005-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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