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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发展的眼光，站在时间的长河中考察故事的流变。
在大量拥有材料的基础上，如何分门别类地看待材料、处理材料?先生把他的层累造史的观点运用到民俗研究中来，认为读历史材料，不能平行对待，不应放在一个背景下处理，而应采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去分析，比如一件事实变为传说，在民间流传，总是处于变化之中，我们必须知道传说因何产生?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 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都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为什么要这样变而不那样变?
胡适曾经把先生的治史方法总结成下列方式：[10]
1. 把每一件史事的传说，依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
2. 研究这件史事在每一个时代有什么样子的传说。
3. 研究这件史事的渐渐演进，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陋野变为雅驯，由地方的(局部的)变为全国的，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
4. 遇可能时，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
这一概括可说是非常的精到。传统的古史观是平面的、一脉相承的，先生则用演变的目光看待古史的构成，并且努力分辨出其中的层次，分析其演变的原因。先生不仅在治古史时采用这一方法，在孟姜女故事研究、在《羿的故事》、在《尾生故事》中，处处可以看出这一方法的实际操作。
先生首先是对材料的年代进行精当的鉴别，然后依着故事的发展，把每一变异都放到特定的社会背景中去，力求联系当时的社会、政治、时尚、风俗等种种因素加以综合考虑。例如，他在分析孟姜女传说时指出：战国时，齐都中盛行哭调，需要悲剧的材料，所以杞梁妻哭丧的题材就被广泛采用；西汉时，天人感应之说盛行，杞梁妻的哭，便成了崩城的感应，而且崩城不足，继以崩山；六朝、隋唐间，人民苦于徭役，于是杞梁的崩城便成了崩长城，杞梁的战死便成了逃役而被打杀，同时， 乐府中又有捣衣、送衣之曲，于是杞梁妻又作送寒衣的长征了，又因为陕西有姜嫄的崇拜，故杞梁妻会变成孟姜女。[11]
可以说，“演变”是他史学研究和民俗研究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先生的这一思想对当时的史学、神话学、传说学等学科的冲击力是非常巨大的。
五、考虑不同地区的风俗差异，从地域的分布上看故事的流变。
先生作民间文学研究不是单纯进行故事与故事之间的比较，而是把它们分别安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上来具体分析，他在《孟姜女故事研究》结论部分一则附言中提到这种地域文化迁流的研究方式：“只要画一地图，就立刻可以见出材料的贫乏，如安徽、江西、贵州、四川等省的材料便全没有得到；就是得到的省份每省也只有两三县，因为这两三县中有人高兴和我通信。”他认为若能更全面地把各处的材料都收集到，必可借了这一个故事，将各地交通的路径、文化迁流的系统、宗教的势力、民间的艺术等作一更清楚的了解。
做这种地域上的分布图表和比较分析使他得出了非常精彩的结论：他发现由于中国历代的政治、文化中心的变迁，使得一个传说会产生若干个传播的中心点。一个中心点形成的时候，这个传说便会被当时当地的时事、风俗、民众的思想感情所改造，从而发生变异。在这个中心点周围的地区，传说是相对稳定的；而各中心点之间，传说则发生很大的变异，形成了不同的异文。
这种流变的差异不仅表现在中心点的转移上，如果结合不同地区的社会、风俗等因素加以考察，就会发现文本与地缘风俗之间的关系，如先生认为：“陕西有姜的崇拜，故杞梁妻会变成孟姜女。湖南有舜妃的崇拜，故孟姜女会有望夫台和绣竹。广西有祓除的风俗，故孟姜女会在六月中下莲塘洗澡。静海有织黄袍的女工，故孟姜女会得织就了精工的黄袍而献与始皇。江浙间盛行着厌胜的传说，故万喜良会得抵代一万个筑城工人的生命。西南诸省有称妻妾事夫为孝的名词，故孟姜女会得变成了寻夫崩城的孝女。”站在地缘的角度，考虑不同地区的风俗差异，极有说服力的解决了大量异文中差异的原由。
先生做民俗研究，几乎不受已有理论的束缚，更不是在书籍中寻找材料去印证前人的理论，他一切从比较和归纳具体材料出发，水到渠成，顺理成章。后来茅盾作《中国神话研究ＡＢＣ》，把中国神话区分为北中南部，不能说没有受到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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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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