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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响中西童话中成长母题书写的原因探析
首先，传统文化与价值观的不同影响了童话人物的成长目标的设置。中国文化中的儒家文化在历史的沉浮中基本处于主导的地位。儒家理想的人格是圣人君子，是“仁、智、勇”的集合体，“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且“仁”德位于首位，圣人君子首先是道德高尚的人。“仁”是做人的第一要素，也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仁者爱人”，爱自己的亲人还要以爱己之心去爱别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君对臣要恩惠，父母对子女要慈善，子女对父母要孝顺，对朋友讲义气，这种义务感，便是中国人的道德意识和道德生活的原动力。从个体与国家的关系看，儒家理想人格则强调无私奉献的利他品格，偏重个体对家庭、社会的责任感，偏重个体对国家、集团利益的追求，个体为了国家的利益可以“杀身成仁”，牺牲生命，达到圣人君子的理想人格。另外，尽管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并不完全反对人的物质欲望，但这种要求不能同“义”相抵触，孔子推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孟子则强调：“当熊掌与鱼不可得兼”，义与利发生矛盾时，应舍鱼而取熊掌，舍生而取义，这被历代圣贤视为最高的人格选择。总之，在中国这个伦理社会中，并不承认个体的独立性，而是要求它无条件地融入到社会的一般准则和既定的秩序中，以“忠孝”为内核的礼教约束和消解人欲，使个体的人走向道德完善，也从而孕育出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勤勉、坚韧、重谋略、崇气节的民族性格。“七兄弟”类型童话故事可以说是就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伦理化的理想人格标准也深深地影响了童话人物成长之目标。
而西方文化从古希腊罗马时代起，就弥漫着追求个性自由和完美人格以及肯定人生欢愉的浪漫气息，希腊人对人生的最高理想，在于追求以灵与肉的结合为特征的人的完善。尤其是文艺复兴之后，对人作为独立生命个体的肯定与个性自由的张扬被推向了极致。在个人主义的旗帜下，扩张自己的力量、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实现个人能力成为西方人的天经地义的人生哲学。西方宗教精神对他们的人格形成亦有影响，基督教追求自由和平等：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是自己信仰的主宰，自己精神的主体，都有自己不可侵犯的权利、独立的人格。在上帝面前，人人可施展才华，竞争、进取、冒险开拓，取得成绩后才能成为上帝的“选民”。因此，西方的理想人格偏重于个人的能力因素，西方尼采的个性解放、超人哲学，推崇个人能力的展现，个人欲望的释放和个性的张扬；萨特的存在主义，以及浮士德精神都是西方的典型代表；杰弗逊的《独立宣言》也是西方人重视自由和权利的心态反映。这种文化背景便孕育出西方人主动、勇敢、敢于冒险与竞争，追求自我价值体现的理想人格。西方童话中的著名人物小裁缝、大拇指可以说是这类人格的代表。
其次，中西儿童观的差异影响着童话人物的成长途径的取舍。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发挥教育的社会作用和对人才的培养作用，注重修身养性，强调教育对民族心理形态构建的重要性，教化情结成为积淀在整个民族心理深层的集体无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影响着中国的文学创作，彰显着文学的教化功能，也引导着童话创作对“载道”的选取，中国童话中人物之成长“途径”也深受之影响。
儒家思想认为：要想成为“仁人”和“君子”，学习和教育就成为关键。孔子认为“诚心，正意，修身”，然后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孟子认为人性本善，通过后天学习才能加以扩展而获得圆满；荀子认为人性本恶，通过教化才能回归正途。对教化的关注浸润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对教育的推崇成为我们的一种心理定势。冷静清醒的入世态度又造成了中国人的重实际功利，轻幻想遐思的特点，这样的文化土壤阻碍着想象力的发展，阻碍着心灵进入无所羁绊的自由自在的空间，与童话的需要幻想、天真、激情、幼稚等特质根本不能吻合，而是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文以载道”、“教重于乐”等观念，把儿童视为教育或训诫的对象。儿童一出世便用成人的模式去要求他、塑造他，极力缩短以至取消其童年期。周作人就说过：“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当作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量的灌下去，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甚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 [5]这种对儿童早熟的要求使得整个社会在集体潜意识当中忽略儿童的独立人格和他们的特殊的精神要求，更没有人意识到要为儿童创作适合他们阅读的文学作品。即使有儿童文学的出现，也多是《三字经》、《百家姓》、《圣谕广训》、《幼学琼林》等以识字为主、内容多是一本正经的道德训诲的“蒙以养正”的读物。又兼中国人有着传统的对孩子望子成龙的普遍心理，过高的期望值使他们恨不得能把所有的自己认为有用的东西填鸭式的灌输给孩子，根本就从潜意识里否定了儿童的娱乐要求。因而即使在童话世界中，人物的成长途径也带有鲜明的教育指向，成为一个以不同方式向社会“融入”的过程。
而西方社会从十七世纪开始就逐步深入对儿童地位的认识。十八世纪法国的大启蒙家卢梭强调儿童世界的独立性，强调儿童的人格，认为教育应当按照儿童的年龄特点和兴趣需要的自然规律促进儿童的成长，让孩子们去探索自己的天性，去探索自己的周围环境。卢梭说：“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年以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如果我们打乱了这个次序，我们就会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实，它们长的既不丰满也不甜美，而且很快就会腐烂。”[7]卢梭的思想为真正儿童文学的产生开辟了道路。在欧洲浪漫主义的洗礼中，儿童又获得了高于成人的赞美，儿童的本性得到肯定。英国“湖畔派”华兹华斯在诗歌《虹》中就称“儿童是成人之父”，这种视儿童为生命和成长象征的儿童观，进一步提高了儿童所具有的独立价值。西方儿童心理学的发展更是肯定了游戏对于儿童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因而在西方童话中，想象力得到充分发挥，游戏精神往往得到最大限度的张扬，童话人物的成长途径显得更为轻松灵动，多姿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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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语文新课程资源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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