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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的一些创作童话中，作家意识的介入同样在人物形象身上有意无意地留下了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烙印，我国童话大王郑渊洁和瑞典著名的童话女作家林格伦都曾创作出为儿童喜爱的“顽童”的经典形象：皮皮鲁和长袜子皮皮。他们想象丰富、性格大胆、张扬着儿童天性。但郑渊洁笔下以皮皮鲁为代表的顽童虽然勇敢正直、乐于助人，但又心态成熟、富有思想，身受成人社会、刻板教育方式的伤害。而林格伦笔下顽童代表皮皮则勇敢独立、热爱自由，她用典型的儿童思维面对世界：主客不分，物我同一（把猴子尼尔松也当作家庭一员)；将幻想世界信以为真(幼时死的妈妈成了天使看护自己，航海中失散爸爸成了黑人国的国王)；不了解社会规则，有时不知礼貌，什么时候都忘不了游戏、快乐。其差别不言而喻。
由此可见：东西方人对理想人格的不同理解使之在童话中为儿童预设成长目标存在着差异，东西方童话中理想人物都崇尚善与美，但西方童话人物性格鲜明、张扬，而中国童话中的主人公相形之下则显得含蓄、内敛。
其次，中西童话中成长母题的表现之异还体现在对童话主人公成长途径设计的差别上。一个完整的关于人的观念不仅涉及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个体的人格构成，也包括个体的生成方式。而一定的成长方式总是和一定的成长目标连在一起的。成长是一个矢量，在人们将某种既定的社会、价值规范作为个体的全部成长目标时，成长就是向社会生成，人的生成方式自然是努力消除包括个性在内的一切与那个价值规范不一致的东西，在认同社会的同时为社会所认同。当人们关于人的理想发生变化，即不再将某种先在的价值规范当作成长的唯一目标而承认人的多方面发展的可能性，承认社会应是由有丰富完满的人格结构的个体构成的、个人的全面和谐发展是成长的首要目标时，人的生成向度便会发生变化。即不是一味靠近那个给定的生成目标，而是一定程度上从那个给定的目标中疏离出来，在疏离的过程中形成作为社会中一个个体的本质。前一种生成方式偏重“走入”、“融入”，后一种生成方式偏重“站出’(海德格尔语)。如果说西方童话中的成长方式偏于“站出”，中国童话中的成长途径则总体偏重“融入”。体现在童话文本中，则分别体现为游戏精神的充分张扬和教育意识的执著渗透。
西方童话尽管始终经历着说教和娱乐两种力量的交织，注重说教、传达意识形态的作品也可能成为经典，如《木偶奇遇记》、《水孩子》等。然而随着西方儿童地位的确立，儿童心理学、儿童哲学以及人类文化学的发展，现代儿童观的确立，童话的游戏精神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肯定和张扬。从林格伦的《长袜子皮皮》、刘易斯·卡洛尔的《爱丽丝漫游奇遇记》、詹姆斯·巴比的《彼得·潘》到《哈里·波特》等，无不渗透着浓郁的游戏精神，原本充满艰难磨练的成长过程抛弃了过于沉重滞实的内涵，摆脱了负载过多的成人观念与思想，以轻松有趣的姿态来契合和满足儿童的天性和及审美心理。因而，在“游戏式”的经历中发现自身，体味生命可以说西方童话达成成长之主要途径。
而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儿童一直作为成人的附庸而存在，不可能产生为儿童而作的文学，直到晚清，严重的民族危机触发了一场救亡图存的社会启蒙运动，儿童才作为国家民族的希望开始进入启蒙者的关注视野，但这种出于社会责任、处于民族考虑的对儿童的关注，使儿童的发现仅限于“成人生活的预备”的层面，缺乏特有的生命本质和精神个性的体认。到了五四时期，随着启蒙者精神文化兴奋点的文化转移，“人的发现”成为显在的时代标志。同样受杜威思想的影响，儿童作为人的生长发展阶段的独立生命意义与妇女的解放一起构成了“人的发现”的内容，至此，尊重儿童生命和人生权利的，“以儿童为本位”的现代儿童观才在中国真正确立，中国儿童文学也应运诞生。可以说中国儿童文学是在西方文化、西方儿童文学的催生下产生的，这使中国童话的创作和理论有了一个较高的起点。周作人曾在《儿童的书》一文中强调；“儿童的文学只是儿童本位的，此外更没有什么标准。”[5]
儿童本位思想虽然在当时开始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人们开始将儿童看作具有独特价值的生命存在。但接下来国内的战火动荡、内忧外患使这种儿童本位思想很快走向寂寞。“儿童文学是阶级斗争工具”的立场成为民族解放战争年代以及建国后较长一个时期儿童文学主流创作阶段的集体追求，甚至直接将儿童文学定义为：“教育儿童的文学”。教育性成为儿童文学高扬的主体和功能，并对教育作了狭义的理解。因而二战结束后的中国童话创作中所追求的不是娱乐更多的是说教，童话作家自觉不自觉地将“树人”的使命抗在肩上，努力通过作品去教化儿童。即使是张天翼这样的天才童话作家，也不可避免地让童话主人公的成长成为向某种社会规范“融入”过程。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国儿童文学界开始突破片面强调教育功能的传统，童话创作最先掀起了尝试和创新的浪潮，“热闹派”童话便是这次浪潮的先锋军。郑渊洁便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代表，他笔下的皮皮鲁既有着顽童的特质，又难逃现实的束缚。《驯兔记》是其中一篇具有象征意义的童话，皮皮鲁的同学们以及妹妹鲁西西在老师的教导下、父母的监督下都变成了听话的兔子，只有皮皮鲁不愿意变成顺从又难看的兔子，失去自己的个性。然而当唯一不变兔子的皮皮鲁意识到他给爸爸妈妈、班主任带来的巨大焦虑与麻烦之后，他产生了内疚的心理，于是采取折中的办法，穿上模拟兔衣装作兔子，从此自己的小小心灵充满了烦恼与悲哀。顽童皮皮鲁诞生于中国80年代的特殊语境中，是中国历经劫难后全民族进入反思状态、渴望重塑民族性格的社会思潮的反映，因此，“郑渊洁的童话思路仍有受制于‘教育’的创作格局的痕迹，而并未达到如他张扬的那种‘玩’的真正实现。”[6]可见，在中国当代童话中，成长的达成途径尽管在科学儿童观建立的前提下与传统的灌输有了偏离，甚至是有意识的反叛，然而还是不可避免地带上了较明显的道德教化的功利色彩。
总之，相对西方童话来说，中国童话对成长母题的书写多了一份现实的滞重，少了些许想像的空灵，而这正是我国根深蒂固的传统伦理意识和文化价值观念对文学深远影响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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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语文新课程资源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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