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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杭州中国民俗学会时期,尤其是钟敬文先生的工作,以下几方面的历史作用和对民俗学发展过程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
一、接过中山大学民俗学的旗帜,使中国民俗学的研究从从属于新文学的半自觉意识,走向自觉。这种学科意识的自觉是学科走向成熟的必需前提,这一点,正是通过北京大学的《歌谣》周刊、中山大学的《民俗》周刊,到中国民俗学会的《民俗学集镌》而完成的。因此,杭州中国民俗学会同仁的工作和努力,尤其是钟敬文先生的贡献,在中国民俗学发展历史中具有不可抹杀的作用。
从历史的角度去审视,钟敬文与杭州中国民俗学会在完成中国民俗学向成熟的更加专业化过程中转变的作用,显然是北大和中大时期的民俗学运动所无法替代的。正是这个时期,从组织到刊物,从研究队伍到学术影响都开始成熟,而它的影响则从中国开始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民俗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二、完成从文艺学式的研究向民俗学、民间文艺学本体学科研究的转型。尤其是钟敬文先生提出的民间文艺学研究,开始从方法论到学科特色方面来探索具有中国个性的民俗学科学体系,从而确立了中国民俗学研究在国内社会科学和国际同行研究中的地位。杭州中国民俗学会时期从学科研究中的本体论、方法论及民俗志方面的成熟,标志着中国民俗学研究进人了一个新时期,并为今后的发展奠定基础,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因此,钟敬文先生说,“如果描述现代中国民俗学史中理论方法史的发展轨迹,这一时期可以算作是一个转折点”，绝对是一种公允的评价。
三、完成了中国民俗学与国际民俗学的接轨。这主要体现在钟敬文先生的《中国民间故事型式》及《老獭稚型传说的发生地》、《抓神话的考察》等文章中,前者所产生的影响包括对爱伯哈特编纂出版《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丁乃通编著《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等多方面的影响,并沿续很长时间,因此,马昌仪先生指出“自‘五四’自今,我国还没有一部民间文学著述在国外引起过如此广泛的注意,时间竟长达半个世纪之久。”正是这种研究使中国民俗学走向国际舞台。正是钟敬文先生这种坚持不舍地对民俗学研究的追求,确定了钟敬文先生在中国俗学界的泰斗地位。因此,杭州中国民俗学会的工作在民俗学发展史中必须大书一笔。
当然,杭州中国民俗学会也存在缺陷,比如学会组织松散,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机构,也没有确定的实际负责人,只是通讯式的同仁组织,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学会的影响以及它的持久性。同时,在培养和发掘人才方面做得仍然很不够,加上许多学术界的精英对民俗学热情减退,学术方向它移,使民俗学的影响在逐渐减弱。而且,国难当头,救亡图存的第一要务,则从外部条件方面彻底终止了中国民俗学会的发展。
不过,无论如何,杭州中国民俗学会的工作,尤其是钟敬文先生在这当中所起的特殊作用以及巨大的学术贡献,在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都是不容抹杀的。因为它为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开辟了另一方天地,一种真正的学科意义上的学术自觉的新天地。
本文刊于《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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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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