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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与民俗学会
傅斯年就任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筹备主任是1927年8月，实际上招兵买马的工作早在1927年初就任文科学长时就已开始。发生在1927至1928年间的所有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的学术行为，都抹杀不了傅斯年的功劳。无论是创办杂志，创立学会，还是聘请人才，都是在傅斯年的支持、策划，甚至亲自操作之下的。即使不是参与具体运作，至少也有为顾颉刚疏通上下关节之功。
原中大学生温梓川曾经这样描述傅斯年：
他似乎永远是那么满头大汗，跟你说不上三两句话，便要掏出一方洁白的手巾揩抹他的汗珠，他老坐在中大出版部的民俗学会内，埋头伏在室中央的一张大方桌上写着什么。[30]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很难看出傅斯年为民俗学会做了什么，但他与民俗学会关系密切却是毫无疑问的。据说当温梓川提出要买一本钟敬文的《民间文艺丛话》（按：1928年6月出版）的时候，傅斯年便耐心地询问他是哪个班级的学生，是否喜欢研究民间文学，对于本校编印的这类书有何意见。温说这书封面装帧缺乏美感，傅提醒他说，如果书的内容吸引了你，那就不必过份注重书的封面，其实做人也一样，要朴实无华才好。[31]
1928年5月12日，在学校的“出版物审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自本会成立起，各科出版品，及继续出版品，除讲义外，须照本会章程付审查后，方可付印案”。具体到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也就是说，每一本丛书及每一期刊物的出版都得通过校“出版物审查委员会”的审查方可付印，这一方案如果执行，对语史所的出版事业无疑是一致命打击，为此，傅斯年特别提出要额外成立一个“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刊物审查委员会”，对语史所刊物网开一面，并利用他的影响力，使这一提议“照案通过”[32]。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从制度上保护了语史所的正常出版运作。
生物系辛树帜教授前往广西瑶山进行动植物考察时，傅斯年还曾特别嘱托其进行风俗调查。辛树帜每有所收获，即以学术通信的方式报与傅斯年，这些信函大都发在当时的《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上。
傅斯年并未否定“民俗”之为“学”，只是与顾颉刚在出版物的价值取向上有较大分歧。顾颉刚曾在1928年8月20日给胡适的一封信中说到，民俗学小丛书才“出到一、二册时，孟真就说这本无聊，那本浅薄”，“在印书上，孟真和我的主张不同。孟真以为大学出书应当是积年研究的结果。我以为这句话在治世说是对的，在乱世说是不对”[33]。尽管私下对民俗学会出版物有着诸多的不满意，傅斯年并没有直面干涉民俗学会的出版事务（起码从现有的文字材料上看是如此）。
但就钟敬文被辞事件而论，傅斯年应该难辞其咎。钟敬文是中国语言文学系教务助理员，也是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民俗学小丛书《吴歌乙集》的经手者，而傅斯年既是文科学长、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也是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主任，是钟敬文的双重领导，戴季陶辞退钟敬文不大可能不征求傅斯年意见，而傅却没有向顾颉刚通气。
顾颉刚后来评价傅斯年说：“当孟真在校日，与予谈欲望，予自谓最强者知识欲，次则性欲，彼则云‘予惟有政治欲耳’。然观其成绩斐然，下笔立成千言，知其知识欲不谓不强也”。又说：“自此孟真之政治欲日益发展，玩弄所识之达官贵人，操纵各文化机关事，知之者皆以‘曹大丞相’称之，谓其善挟天子以令诸侯也”[34]。可见顾颉刚也不排除有傅斯年幕后操纵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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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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