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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晋 孔宇 徐璐]互联网民族志
——媒介化的日常生活研究
  作者:曹晋 孔宇 徐璐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9-11-03 | 点击数:3516
 

三、互联网民族志与“反思”原则

  互联网民族志者虽然研究成果各不相同,但是对互联网作为文化进行理解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建构主义的立场。解释人类学的民族志要求联系行为及其社会情境。互联网民族志者相信人们根据不同的情境来使用互联网,这种弹性的使用和解释也意味着需要理解互联网上的社会实践的社会时空情境,以及网络文化社群成员的价值观及所处的社会环境如何影响他们的网络再现。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始终追逐行动者的意义,既是行动者主观的意义,也是行动者与他人如何确立“主体间性”的意义。在此基础之上,互联网民族志者需要不断反思自己对意义的阐释是否具有说服力。

  (一)互联网民族志与对“真实性”的反思

  克利福德在《写文化》的导论就告诉读者民族志遭遇“表达危机”的原因:人们对真实以及如何表述真实提出更高要求。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科学民族志者的研究建立在物与“我”之间的清晰界限之上,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有意识地悬置作为研究者的“我”,而追求物的世界的真实。但是随着现象学哲学、解释学、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不断深入,学术界出现了对人类学和民族志研究和写作的反思意识,科学民族志所承诺的“客观的真实”遭到彻底的颠覆与批判——“真实”和“虚构”并不是对立的,民族志写作是“真实的虚构”(克利福德,2014)。对认识论和文化权力的反思让民族志的田野工作发生转变——“将面对面民族志对客体关注的所谓‘科学’工作的实证主义观念转变为‘把关于对象的知识建构过程作为他们的对象,或者更准确地说,反思他们自己的知识活动的实践的和客观的条件’”(朱炳祥,2014)。总之,实验民族志者强调主体性反思,承认民族志者所追求的真实是在社会互动中建构起来的,而研究者必须时刻警惕自己的认知性框架。正如格尔茨所认为的那样,民族志者永远都不可能成为“当地人”,民族志者永远都通过“他者”来讲述自己的“寓言”(克利福德,2014),因此民族志所承诺的不应该是“全面的真实”,而只能是“部分的真理”——这是一种意义的混合物,一种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的对话,在民族志文本中以复调的形式被呈现出来。

  互联网民族志同样遭遇人们对“真实性”的质疑。网络的匿名性让互联网民族志者很难确认被研究者的身份,这也就意味着网民行动的社会情境及其社会政治经济特征等关键信息的缺失。研究者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解决以上问题。第一种方法是通过线下接触,来增加被研究者相关信息的厚度。康斯泰博(Constable)在对跨国婚姻的研究中即采用首先在网上结识研究对象,然后进行面对面访谈的方法(Constable,2003)。第二种处理方法是承认网络参与者在网络上的“身份”是他们对“自我”的建构,与线下空间的身份具有相同的真实性。库兹奈特认为:“匿名性给线上行动者传递一种身份灵活的感觉。在文本和可控制的图像世界里,自我展示具有更广阔的自由度,线上社会生活给身份实验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匿名性整合了想象力的多种方式,使得在其他环境下难以表达、难以被社会接受或非法的性格和欲望得以展示”(Kozinets,2010:70),因此相比于线下日常生活中所展示的社会政治经济特征,线上生活暴露了更多“自我”。但同时也需注意,当今互联网越发能被识别(identified),政府和企业的信息过滤更加普遍,可追溯的数据让匿名的自由越发被压缩。部分将匿名作为最高准则的网民随即转向私人网络或暗网(dark net或dark web)。对此,有研究者通过积极介入的方式进入暗网进行民族志研究(Barratt&Maddox,2016)。

  互联网民族志还面临“如何表述真实”的问题。实验民族志者抛弃了“物—我对立”的实证主义认识论。民族志研究的“目光”从对象转向研究本身及研究者自我的体验,研究者本人既是研究的主体也是研究的客体,成为所研究的实在的一部分。自我民族志回答的问题就是:民族志学者如何能够研究她/他自己的文化(蒋逸民,2011)?自我民族志通过描述民族志者的亲身体验来表达自我意识,在自我民族志中,研究者从不隐藏自己的立场,自我民族志使得在科学民族志中隐身的研究者显形。海音认为互联网民族志者需要不断反思自己的研究对象、作为研究主体的自我以及民族志写作的过程。互联网民族志者对其研究所处的环境以及他与环境的相互建构的必然性需要有明确意识。互联网文化社群也不同于经典的民族志研究中以地域为边界的田野,研究者需要发挥主体性来建构田野。而且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将自己建构为客体,接受被研究对象的审视,双方之间必须通过互动和合作来共同阐释文化意义,这个互动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打上了研究者主体的烙印。自我民族志学者关注相对语境内的亲身体验,将个人与文化联系起来,同时揭露出个人经验的社会和文化结构以及自我的主体性,将叙事分析视为个别的和情景化的“真理”——由于互联网的中介作用让民族志者丧失很多文化成员社会实践的社会情境资料,所以自我民族志为互联网民族志者提供了珍贵的线下社会情境信息。

  (二)互联网民族志与多点民族志

  除此之外,互联网民族志者和实验民族志者一样,需要面对一个断裂的、边界含混的、超越了地方性的田野。马库斯的思考涉及到田野本身。马库斯关心的问题是:“如果田野作业研究需要对现实的全球化环境和冷战后有关全球化的理论(这一理论的水平在学术、政策、非政府组织和政府等范围内得以全面提高)做出反应,这种地方合作调查的亲密关系在设计和实施田野作业的新型环境中是否行得通?”(Marcus,1995:111)马库斯认为要将地方性文化与更为宏大的外部世界相联系,放弃固定的田野点,而跟随人、故事、隐喻或事物的流动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following the thing)——建构流动与关联不是研究的开始,恰恰是研究的过程与结果。“所谓多点民族志,是对处于某个‘体系’中的不同点上的社会实践的民族志研究,其目的不在于找寻某个(或某些)点上与众不同的地方,而在于探究共同处于一个‘体系’中的不同点之间的关系或构连。”(Marcus,1995:96)在多点民族志中,研究者与田野之间始终存在一种张力,民族志者在复杂的、多维度的田野中沉浸就意味着民族志者成为一名“跟随情境的活动者”(circumstantial activist),同研究对象建立更为亲密的“共谋”关系(Marcus,1995:96)。多点民族志者与田野的关系是多种多样的,他们的经验通常是异质的,也是模糊的。海音强调多点民族志者必须时刻意识到自己对田野的“介入”,这种“介入”一方面意味着互联网民族志者是主动的田野建构者,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他们必须时刻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外来者”,他们对田野的探索是一个冒险的过程,学者生产出来的知识是彻彻底底的情境化知识(situated knowledge)(Haraway,1988)。

  互联网民族志者所面对的互联网较马库斯所面对的世界体系内的生活世界更具流动性和碎片化。在互联网民族志中,研究对象转向人数多、规模大、结构复杂,甚至是不可见的群体。“研究者的‘田野’已经从地理意义上的空间彻底转变成了更宽泛意义上的‘社会-政治网络地域’”(朱凌飞、孙信茹,2004:61)。互联网民族志研究在流动的空间中,人们社会实践也在迁移与转变,研究者试图跟随着物与意义的流动性和联结性,把握社群文化。互联网民族志将网络视为一种被建构的产物,让研究者有机会解构网络的拓扑结构和过程,将互联网视为关系的凝结,并且通过将网络与更广阔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境相构连来批判性地考察权力关系是如何通过网络被再生产,以及社会关系如何形塑网络。早期互联网民族志以及网络民族志倾向于将研究田野框定在某一网站、论坛、游戏等内,这一倾向暗含了文化是以地域为界稳定独立分布的预设(Burrell,2009;Scaramuzzino,2012)。海音对此批判认为,民族志的田野是追踪联系形成的田野流,而非单一固定地点,就互联网民族志来说,强调对联系、差异和异质性的关注。可以说田野的边界是研究的结果,而非限定条件(Hine,2000)。

  多点民族志的策略还暗示着民族志者虚构了一种“整体性”。首先,马库斯正因为希望整体上把握世界体系,所以提出“多点民族志”,通过转换田野场景,寻找多个地点的连接、对比和印证来叙述世界体系中的文化。正因为民族志者参与建构田野,所以他们始终在不确定的田野点和确定的体系观之间摇摆不定。民族志者丧失了“确定性的”文化整体。马库斯精妙地总结出文化成员以及多点民族志者都需要面对这种不确定性,以及这种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焦虑,“民族志学者希望从主体中得到的与其说是地方性知识,不如说是各种焦虑的结合。人们意识到自己受别处事物的影响,但又不知道其中的具体联系,就会产生焦虑。”(Marcus,1995:112)在这个意义上,互联网民族志者面临的考验更为严峻。从一开始,互联网民族志所研究的文化就是一个开放性的网络。互联网民族志者研究的田野是线上和线下交织的网络,而且“数字符码文化形态(包括艺术、音乐和文本)的表征可以被复制、修改并以前所未有的边界程度传播开去”(盖恩、比尔,2015:7),超越了地理意义的文化将散落在世界各个角落、数量众多的、匿名的网络参与者联系起来,但是人们在流动的空间中的交流和互动可能是短暂的、流动的、难以预测的。互联网民族志者难以获得完整的文化图景或完整地描述任何信息源、地点或文化。尽管必须承认文化整体的“不确定性”或者“整体性”的缺失,但是互联网民族志者仍然需要整体的分析路径。海音使用E3(嵌入式的:embedded、具身的:embodied和日常的:everyday)表示互联网特征,凸显了互联网对日常生活的日渐渗透,它已渐渐成为生活展开的背景和基础设施(Hine,2000)。互联网渗透于个人的日常生活中,而不是孤立地存在,因此如果脱离了对文化成员日常实践的把握,缺失了人们使用互联网的具体情境,互联网民族志者很难阐释互联网对网络参与者的意义。贝内托-梦特骄(Beneito-Montagut)提出“扩展的民族志”(expanded ethnography),以多情境、多媒体、线上线下并置的方式整体地描摹个体的在线交往行为(Beneito-Montagut,2011)。对于研究者来说,流动与场所并重是重要的操作方式,特别对于社会性别文化、性少数人群、被污名群体来说,线上讨论与线下运动往往交织在一起,此时更需要研究者认识到整体观的重要性。沃克(Walker,2010)在其对费城城市论坛的数字民族志研究中就将研究重点放在网民如何通过地区性论坛进行意义建构,参与地区政治、确立市民身份,建构市民空间,追随公民实践在线上空间和线下空间中的流动。对他而言,民族志田野是关系网络,而特定的地区性论坛仅仅是研究的切入点。

  相对于将互联网隔绝为虚拟空间,想象为建构虚拟认同的场域,具身的互联网意味着网络成为我们的日常生活之重要组成,虚拟认同再也无法与物质身体区分开,在线行为并非独立于线下生活,而是现实生活的延伸和再建构。通过微信,用户穿梭在不同的多重场景中,决定以自我的何种面目展开交往,自我被碎片化。实际上,日常生活中的每个人都有多重身份认同,被多种社会文化影响,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在互联网民族志的研究中拾取交叉分析的视角。谢尔兹(Shields)将交叉分析定义为“对多种由社会文化权力和特权定义,塑造个人和集体的认知体验的,交错的自我身份认同的洞察”(Shields,2008:301)。从批判传播的角度,这样的引入也将权力分析通过后阶级分析的方式,引入到对微观日常生活的透析中。互联网的嵌入式、具身式、日常化特点,使得围绕技术的权力已经深入到微观层面。权力斗争不再仅仅是宏观和中观层面的结构式矩阵,而是弥散于日常生活之中。“中介化”(mediation)这一概念的引入,能展开对宏观和微观之间联系的新讨论。尽管媒介化(mediatization)学者倾向于讨论权力结构(包括媒体机构)的权力历史性变革,而中介化学者更倾向于聚焦微观生活的中介化,但利文斯通(Livingstone,2009)也明确表示,微观层面的权力变迁同样值得探讨,即主要权力结构展开的行动与广大群众对之的解读与抗争之间的辩证运动关系,导致诸多重要的文化界限日趋模糊、坍塌亦或是重构,这些领域包括公共/私人、自我/他者、自然/社会以及当地/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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