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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情节类型研究与比较研究：90年代的史诗研究
在“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文艺政策下，国外的各种诗学理论陆续被引入国内。一时间，忽然满园花开，中国的史诗研究变得热闹非凡，巴·布林贝赫、仁钦道尔吉、郞樱、杨恩洪、刘亚虎等中国学人悉数登场，挑起了90年代史诗研究的大梁，开创了90年代中国史诗研究的新局面。
在尼·波佩、海西希的蒙古英雄史诗母题研究影响下,情节结构类型的研究成为90年代中国史诗研究的一个重要学术话题。以海西希的母题分类法为指导，仁钦道尔吉创用“英雄史诗母题系列”的概念。“英雄史诗母题系列”是蒙古英雄史诗中共有的基本情节，它们“各有着自己的结构模式，都有一批固定的基本母题，而且那些母题有着有机的联系和排列顺序。”仁钦道尔吉从众多的蒙古英雄史诗中抽绎归纳出婚姻型母题系列和征战型母题系列两种基本的英雄史诗母题系列。他观察到所有蒙古英雄史诗都是使用不同数量的母题在这两种母题系列的统驭下以不同的组合方式构成的，并根据母题系列的内容、数量和组合方式的不同把蒙古英雄史诗分为单篇型史诗、串连复合型史诗和并列复合型史诗三大类型。在确立婚姻型母题系列和征战型母题系列是蒙古英雄史诗向前发展的情节单元的基础上，仁钦道尔吉探讨了整个蒙古英雄史诗情节结构的发展规律和人物形象的发展规律。他对中国境内记录的全部中小型英雄史诗及其异文共113种文本进行了研究，阐释这些史诗文本的共性和特性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及其形成过程。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前提下，仁钦道尔吉把这些材料作为一个整体来探寻它们的内在联系，从中䌷绎出两种带有普遍意义和规律性的母题系列，以它们为核心分析研究蒙古英雄史诗的各种发展形式，由此使蒙古英雄史诗情节结构的发展规律在空间性和时间性上得到了一种整体性的解释。
英雄再生母题的一种特殊类型——英雄入地母题广泛存在于突厥语族的民间叙事文学中，还存在于许多民族的民间文学作品中。郎樱的《英雄的再生——突厥语族叙事文学中英雄入地母题研究》推定这个母题的原型是“英雄追赶妖魔入地，鹰驮英雄返回地面”，对它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进行较为科学的阐述。她分析了“英雄入地是由于朋友或兄长的背叛所致”和“英雄斩蟒救鹰雏，大鹰报恩将驮英雄归返地面”两个英雄入地母题的亚母题类型，指出它们是英雄入地这一古老母题不断扩充、发展和派生的结果。郎樱的《玛纳斯形象的古老文化内涵——英雄嗜血、好色、酣睡、死而复生母题研究》揭示了英雄嗜血母题、英雄好色母题、英雄酣睡母题、英雄死而复生母题的文化内涵与象征意义以及初民崇信顺势巫术与交感巫术的原始思维方式与思维逻辑，阐述了以柯尔克孜族民间文化为根基的《玛纳斯》文化源流的悠久性与古老性。这些母题的研究对于正确分析玛纳斯形象，深入研究《玛纳斯》的历史文化内涵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此外，却日勒扎布的《书面格斯尔的故事情节与结构类型》利用世界各地收藏的《格斯尔》的手稿或抄本，特别是近年来中国搜集到的藏、蒙《格斯尔》的丰富资料，对书面《格斯尔》的故事情节与结构类型做了深入的探讨。斯钦巴图的《蒙古英雄史诗抢马母题的产生与发展》阐述了蒙古族游牧社会的历史、经济、政治、军事、信仰等与抢马母题的联系，指出抢马母题是蒙古族古代氏族部落间经济掠夺及经济军事双重性掠夺的反映，同时分析了抢马母题的符号化及其象征意蕴。乌日古木勒的《蒙古史诗英雄死而复生母题与萨满入巫仪式》指出蒙古史诗中英雄死而复生母题起源于萨满入巫仪式或成年礼。
史诗母题的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主要集中在蒙古英雄史诗、柯尔克孜族史诗以及其他突厥语族的史诗上，南方各民族史诗的母题研究尚未得到充分的重视，不同史诗传统的母题索引有待加强，史诗母题蕴藏的社会、历史、文化的深层涵义有待进一步挖掘。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史诗研究的繁荣与拓展，史诗的比较研究迅速展开，成为史诗研究中重要的研究领域。藏族《格萨尔》与蒙古族《格斯尔》的关系直接触及《格萨尔》的族源和归属问题，成为《格萨（斯）尔》研究中一个比较引人关注的话题。这个话题可以回溯到20世纪50-60年代。1959年，徐国琼的《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强调《格萨尔》与《格斯尔》的不同点，没有刻意地去分辨二者到底谁是源谁是流，也没有考虑谁先谁后的问题。1960年，桑杰扎布的《格斯尔传·译者前言》提出《格萨尔王传》先在西藏产生、而后流传到蒙古的观点，驳斥那种认为蒙古族《格斯尔》是由藏族《格萨尔》翻译过来的说法。20世纪80年代，王沂暖在《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中率先重提藏、蒙《格萨尔》关系的话题。自此，《格萨尔》与《格斯尔》关系的讨论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徐国琼、乌力吉、王兴先、斯钦孟和、却日勒扎布、赵秉理、降边嘉措等都参加了讨论。最后，他们基本达成一个共识，即《格萨尔》最早源于藏文本，后来流传而形成了《格斯尔》等其他文本。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学者开始不再纠缠于这个问题，而是专注于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对蒙藏《格萨（斯）尔》的产生时代、地域、流传过程、情节内容、艺术特点等多方面进行综合的比较分析研究。
值得着重指出的是，中国学人在蒙古英雄史诗的比较研究上取得了学术价值较高的成果。陈岗龙的《蟒古思故事论》将蟒古思故事、《锡林嘎拉珠巴图尔》《巴彦宝鲁德老人的三个儿子》并置，从史诗反映的社会形态、主题内容、叙事模式、人物功能等方面探究史诗《锡林嘎拉珠巴图尔》中孕育和萌芽的蟒古思故事最初形态的各种因素。他分析了蟒古思故事中借自《格斯尔》的情节母题，阐述了蟒古思故事说唱艺人将《格斯尔》的口头传承纳入到蟒古思故事的传统体系以及丰富蟒古思故事内容的方式。该著作对“佛教护法神信仰与东蒙古蟒古思故事”“本子故事与蟒古思故事”“蟒古思故事的神话主题”“《罗摩衍那》对蟒古思故事的影响”等方面的论述都是在比较研究的视野下渐次展开的，而且他不是将研究对象孤立起来比较，而是将比较对象放在宏观的、有机整体的视野中加以历史地、系统地考察。无疑，这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形式主义与比较语言学忽视文学发展规律的偏颇，避免将比较对象从历史的联系中孤立出来进行纯粹经验主义比较的学术做法。
还需要提及的是《中国史诗研究》丛书，它包括《格萨尔论》《江格尔论》《玛纳斯论》《南方史诗论》《江格尔与蒙古族宗教文化》等。这套丛书对中国各民族史诗的总体面貌展开了较为全面的论述，不仅涉及中国北方三大英雄史诗《格萨（斯）尔》《江格尔》《玛纳斯》，还涉及南方各民族史诗以及许多其他的蒙古-突厥史诗。它们对中国史诗的总体面貌、重要文本以及重要的史诗歌手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对许多较为重要的史诗理论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各民族史诗研究的成就和水平。另有却日勒扎布的《蒙古格斯尔研究》（1992）、扎格尔的《江格尔史诗研究》（1993）、杨恩洪《民间诗神——格萨尔艺人研究》（1995）、曼拜特·吐尔地的《玛纳斯的多种异文及其说唱艺术》（1997）、贾木查的《史诗江格尔探渊》（1996）等许多学术价值较高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它们对中国史诗研究的某些专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系统的探讨。
显然，这些研究奠定了中国史诗研究格局，为中国史诗研究理论体系的创建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标志着90年代中国史诗研究逐步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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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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