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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继富]端午节习俗传承与中国人的文化自信
  作者:林继富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9-06-07 | 点击数:8369
 

  四、端午节习俗传承的包容性源于文化自信

  端午节习俗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融合时代因素、地域文化和民族传统,形成了开放、包容的特点,这种包容性体现了端午节的文化自信。

  宋代文人吴自牧在《梦粱录》中记载:“五日重午节,又曰‘浴兰令节’……杭城人不论大小之家,焚烧午香一月,不知出何文典。其日正是葵榴斗艳,桅艾争香,角黍金色,菖蒲切玉,以酬佳景,不特富家巨室为然,虽贫乏之人,亦且对时行乐也。”[14](P21~22)宋代刘克庄的《贺新郎·端午》提到龙舟竞渡,“谁信骚魂千载后,波底垂涎角黍。又说是蛟馋龙怒”[15](P103)。清朝道光年间《建德县志》云:“端午,裹角黍,小儿女簪茧虎于鬓,执蒲剑、艾人以嬉。”

  笔者注意到端午节中出现的“角黍”,与大多数人端午节吃的粽子是一回事,但是,其流传却在不同的区域。

  西晋周处在《风土记》中写道:“仲夏端午,烹鹜角黍。俗以菰叶裹黍米,以浓灰汁煮之令烂熟,于五月五日及夏至啖之。一名粽,一名角黍。”[16](P146)在这里角黍是五月五日和夏至的食品,“一名粽”“一名角黍”,那么,角黍和粽是一回事吗?

  东晋的范汪在《祠制》有明确记载:“仲夏荐角黍”,由此可见,在中国古代夏至时节,用角黍祭祀祖先,成为当时很重要的风俗。角黍是以黍为核心做成角的形状,作为祭祀用品,角黍的黍和角均具有象征性意义。山西、河北、东北、甘肃等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均发现有炭化的黍粒和黍穗。文字中最早记录的“黍”出现在甲骨、卜辞中。中国最早的诗歌集《诗经》中有不少篇章和诗句歌颂“丰年多黍”。黍是先民食用的粮食,人们在生活上对黍产生依赖,对包括黍在内的农作物产生信仰性的崇拜,出现了每年的祭黍仪式,祈求来年农作物丰收。《礼记·月令》记载:“仲夏之月”,“农乃登黍,是月也,天子乃以雏尝黍,羞以含桃,先荐寝庙”。《诗经·小雅·甫田》记载:“今适南亩,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以我齐明,与我牺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农夫之庆。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报以介福,万寿无疆。”这些记载说明黍在上古时期是用以祭祀祖先和社神的祭品。黍成为祭祀祖先的祭品,也是民众的生活食品,将黍做成角状,与人们视角状为神圣有关。今天,在中国西南地区的许多民族,以角黍作为祭祀品。

  端午吃粽子的来历与端午节祭祀屈原有关,从目前笔者查阅的史料来看,这个说法最早出自南梁吴均《续齐谐记》:“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贮米投水以祭之。汉建武中,长沙区曲忽见一士人,自云‘三闾大夫’,谓曲曰:‘闻君当见祭,甚善。常年为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当以楝叶塞其上,以彩丝缠之,此二物蛟龙所惮。’曲依其言。今五月五日作粽,并带楝叶、五花丝,遗风也。”[17](P1008)这段记录包含了吴均的人文情怀,包含了吴均对于屈原人格和爱国精神的崇敬。文中记录“筒粽”投入江中被蛟龙窃食。用竹筒贮米炊饭为江南民众春游时或宴席上的食用方法,这与宗懔《荆楚岁时记》中“以新竹为筒粽”的记载相同。吴均记录的以竹筒贮米投江祭屈原的细节,来自当时南梁人的现实生活。我国古代东南地区常常将贮有稻米的筒粽投入江中祭祀蛟龙,与北方周人用角黍祭祀祖先和社神的风俗十分相似。

  至于端午节中祭祀所用的“角黍”或者“筒粽”,《荆楚岁时记》记载“夏至节日食粽,周处谓为角黍,人并以新竹为筒粽”,意味着南北朝时,人们已将北方的角黍和南方的筒粽统称为“粽”。

  端午节习俗形成过程中的文化包容性与民众生活交流密切相关,端午节习俗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生活、文化的交流,因为交流,文化在流动;因为交流,文化在发展,在创新;因为交流,文化的普适性和个性更为明显。比如,四川凉山会理县端午节习俗既有荆楚之风,又极具地方特色。在湖北、湖南、四川和贵州等地区,端午节并非仅仅是五月初五,而是包含了农历五月十五,这两个时日民间称之为“小端午”与“大端午”。宋朝庄季裕在《鸡肋编》就有明确的记载:“湖北以五月望日谓之大端午,泛舟竞渡。”[18](P20)这种传统在会理人的端午节习俗中得到传承,会理人今天还过小端午和大端午。从会理的人口迁移历史来看,这里的人许多是从湖北、湖南迁徙过去的。《会理县志》记载:“仁宗嘉庆初年(1796年),贵州因天灾发生饥荒,人民百十为群,流入会理定居,数年间新增户约八九千户;继而入境采办矿产者日盛。经陆续清查报部,共有汉户20178户,144832人,其中男87299,女57533。”[19](P17)从县志提供的数据看,会理县在“仁宗嘉庆初年”,全县2万余户,就有八九千户是新增的居民。会理人端阳药膳晚宴后“游百病”习俗,在四川、陕西、贵州等地有较大的影响力,显然,端午节“游百病”源于日常生活传统,也源于地方之间的文化交流互鉴。

  端午节成为民族之间交往的传统,是基于生活的需要。比如,彝族都阳节“流行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雷波及金沙江沿岸等地。时间在农历五月初五日。传说古时有一年,天气炎热,彝族寨子里病疫流行,人们惊恐万分。江边的汉族兄弟听说后就把端午节采的菖蒲、艾叶和雄黄送上山,用药给老人洗疮,用雄黄酒给阿依(泛指女性)擦身,不几天,人们的病全好了。后来,彝族人备了厚礼下山感谢汉族兄弟。汉族人告诉他们说,端午节的草药能治百病,还能避邪。从此,彝族也过起了端午节。因为端午节又叫端阳节,彝语把‘端’念成了‘都’,所以将端阳节叫做‘都阳节’。节日这天,家家户户门前都挂上菖蒲和艾叶,孩子们要用雄黄酒擦脸,青年男女还要包好粽子,带上酒和坨坨肉,到风光秀丽的山间草坪,进行摔跤、跑马、斗牛、斗羊、跳舞等娱乐活动。”[20](P123)

  从上面所讲彝族都阳节的来历来看,其实就是流传在汉地的端午节,彝族与汉族民众因为生活结成兄弟般的情谊,显示了基于端午节传统的彝族与汉族民众的生活往来、文化交流。这种文化交流、生活往来,成为我们理解端午节传统的重要方法,为端午节本源性传统带来多样性的包容、发展。诚如法国学者谢弗勒所说:“比较学家势必要和其他文化发生关系;由于他亲自从内心深处去体验和经历这些文化,这样也许能够保证他会拥有理解人类行为的多样性和相对性的禀赋。”[21](P179)

  五、结语

  避疫祈福和人伦道德是端午节的两大主题。人伦道德主题以历史人物为核心,以这些历史人物解释端午节习俗的来历,这些人物生活在不同时代,在他们身上包含了中国传统的人伦道德。例如,伍子胥是吴国忠臣,因遭奸人诬陷自杀身亡,吴越人民因此纪念他;越王勾践为了建立国家,不顾羞辱,卧薪尝胆,张扬了崇高的国家至上的精神;介子推以忠义孝顺的精神品格光耀后世;屈原投江殉国成为爱国主义的典范。

  端午节习俗传承是古老和现代的统一,时代与地域的交融。端午节习俗传承过程中现代性和传统性兼具,端午节习俗传承包含中国人对文化的选择、对生活的选择,包含了中国人的文化创造力、文化自信力。

  在全球化时代,端午节作为优秀传统需要弘扬,需要突出端午节习俗传统的价值和文化特色,要以端午节仪式为载体,在继承端午节传统的基础上,实现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换,挖掘、彰显端午节蕴含的中国文化的自信力。

  端午节习俗传承与时俱进,传续不绝,在今天重新唤醒中华文化自信的时刻,端午节习俗具有跨越时代、族际、地域的穿透力量,这源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丰厚土壤,源于中华文化的精神品格,源于当代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和文化自信力。

                                                                                                                                                                                                                                  (本文发表于《长江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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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何厚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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