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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继富]端午节习俗传承与中国人的文化自信
  作者:林继富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9-06-07 | 点击数:6231
 

  (三)端午与恶月

  端午在农历的五月初五,“五月为恶月”,端午在恶月里就具有特别的意义了。

  “五月为恶月”,已经有很久的历史。隋朝杜公瞻在为《荆楚岁时记》作注时谈到:“按《异苑》云:‘新野庾寔尝以五月曝席,忽见一小儿死在席上,俄而失之,其后寔子遂亡。’或始于此。《风俗通义》曰:‘五月上屋,令人头秃。’或问董勋曰:‘俗五月不上屋,云五月人或上屋,见影,魂便去。’勋答曰:‘盖秦时王自为之禁,夏不得行,汉魏未改。按《月令》,仲夏可以居高明,可以远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处台榭。郑玄以为顺阳在上也,今云不得上屋,正与礼反。敬叔云见小儿死而禁曝席,何以异此乎?俗人月讳,何代无之,但当矫之归于正耳。’”[2](P46)

  西晋司马彪的《续汉书·礼仪志》认为,五月五日作为特殊的传统,来自于夏代就开始的“夏至节”,它们之间有渊源关系。端午节期间,人们经常使用朱索、五色印来装饰大门以防止邪恶。人们将五月作为恶月,与进入五月,各种病虫害滋生是有密切关系的。五月五日又被认为是恶月中的恶日,这一天如果生了孩子,就会危及家族、家庭成员的生命安全,于是在历史上有在此日出生的孩子被遗弃的风俗。汉代应劭的《风俗通义·彭城相袁元服》记载:“今俗间多有禁忌,……五月生者,以为妨害父母。”[9](P66)

  五月为什么会成为恶月呢?五月天气渐热,瘟疫易起,植物葱绿,百虫四处活动,人们生活在五月,就会遇到许多生活上的灾难,因此,将五月作为“恶月”,这体现了中国人对天时、气候、地理的认识,并且以此作为生活的依据。一年四季是变化的,这种变化表现在地上活动的动植物上,人们通过长期的观察,从这些动植物变化中寻找并总结出规律,尤其是与人的生活之间的联系,这样,人身体上的变化与时序的变化关系成为人们认识自然、认识自身的基础。从五月开始,天气越来越热了,民间盛传的蛇、蜈蚣、蝎子、壁虎和蟾蜍五种毒虫出没,老百姓的生活就会不得安宁。

  五月初五阳气盛,暗含了许多不吉祥的因素,人们对这些给生命带来威胁的因素感到害怕,将五月与灾害、邪恶联系起来,并且赋予了伦理意义,由此在五月产生了许多的禁忌,如民间盛传“五月盖屋,令人头秃”“五月到官,至免不迁”等说法,确实令人畏惧。

  更有甚者,就是五月五日出生的孩子,对生父母是不利的。其实,这个说法早在商周时期就有了。在一年中,五月禁忌最多。“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斋戒,处必掩身,毋躁;止生色,毋或进,薄滋味,毋致和,节嗜欲,定心气。百官刑事毋行,以定晏阴之所成。”[10](P453)

  汉族民众认为并相信“五月为恶月”,往往与人的生活联系在一起,但是,无论是从现实生活,还是历史记录来看,也并非都是这样。《史记·孟尝君列传》记载孟尝君田文是田婴妾在五月五日所生。田婴命令田文的母亲丢弃田文,但是,田文的母亲舍不得孩子,偷偷养大了田文。“田婴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顿首,因曰:‘君所以不举五月子者,何故?’婴曰:‘五月子者,长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于天乎?将受命于户邪?’婴默然。文曰:‘必受命于天,君何忧焉?必受命于户,则可高其户耳,谁能至者!’婴曰:‘子休矣。’”[11](P2074)田文的经历,站在父亲田婴的立场上,就进一步强化了五月五日为恶日,但是站在田母及田文立场上看,五月五日所生孩子不吉祥的说法并不可靠。“五月为恶月”,五月五日为恶月中的恶日,这种观念在当前中国人的信仰中已经逐渐淡化。

  从这里看出,端午节习俗起源于生活中的事件,或许某次偶然的事件、行动会改变习俗的发展方向。

  (四)端午与屈原

  端午节与屈原的关系最为紧密,它们之间构成了彼此依存的互文性关系。“按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所,故并命舟楫以拯之舸舟,取其轻利,谓之飞凫。一自以为水车,一自以为水马,州将及土人悉临水而观之,盖越人以舟为车,以楫为马也。《越地传》云起于越王勾践,不可详矣。是日竞采杂药。《夏小正》云此日蓄药以蠲除毒气。”[2](P48~49)这是杜公瞻在为《荆楚岁时记》作注时得出的结论,这段话也成为后来讨论屈原与端午节的重要史料。

  唐代的沈亚之曾经撰写《屈原外传》,他认为屈原选择了五月五日“遂赴清泠之水,其神游于天河,精灵时降湘浦,楚人思慕谓为水仙,每值原死日,必以筒贮米投水祭之。至汉建武中,长沙区回白日忽见一人自称三闾大夫,谓曰:‘闻君尝见祭,甚善。但所遗并蛟龙所窃,今有惠,可以楝树叶塞上,以五色丝转缚之,此物蛟龙所惮。’回依其言,世俗作粽,并带丝叶,皆其遗风”[12](P21)。也就是说,今天端午节的许多习俗均是因为屈原投江殉难,后人纪念的缘故。

  端午节与屈原的关系,从文献记录来看,是“伤其死所”“楚人思慕”等,由此将端午节的竞渡和水上祭祀活动解释为对屈原的纪念。

  笔者以为,人们在端午节期间吃的粽子,是端午节最为核心的元素,最初也未必是源于对屈原的纪念。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开始有粽子的记载,此时距离屈原去世已经有400多年了。

  “纪念屈原”成为端午节的基调,但是,端午节与屈原的关系,是历史的真实,还是虚构?笔者觉得不需要细节上的考据,无论哪一种,都是真实的,都是以真实的历史性、情感流动为基础,这也是端午节延续的重要力量,由此展示了端午节在民众生活中的主体性和自信力。

  端午节与屈原的关系在后世被不断传承、演绎,得益于端午节习俗中屈原“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人格,这也正好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家国胸怀,以及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广泛影响力,彰显了文化自信。从这个意义上讲,端午节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二、端午节习俗传承与人类共同价值观念

  端午节习俗具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稳定的成分、共同的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体现了自然与人的关系以及民众的生活理想和生命追求。从历史来看,中华民族形成稳定文化共同体的核心是文化,这种文化渗透到民族和地区的具体文化之中,端午节是这类文化的代表。端午节起源与中华民族对于阴阳以及季节、身体的认识关系密切。

  端午节是中国人时间系统的重要内容,或者说,是中国人对于自然时间认识的智慧体现。晋代周处的《风土记》载:“仲夏端午,烹鹜角黍。”其注曰:“仲夏端五,端,始也。”也即是说,端午是五月份的第一个以“五”为基准的日子。这里的“端午”从时间来看,似乎应该理解为“单五”。在古代,中国人习惯将逢五的日子都称之为“午”,从这个角度来看,将五月初五称为端午,似乎与此有关。

  东汉范晔的《后汉书·礼仪志》曾记载:“仲夏之月,万物方盛。日夏至,阴气萌作,恐物不茂。其礼:以朱索连荤菜,弥牟蛊钟;以桃印长六寸、方三寸,五色书文如法,以施门户,代以所尚为饰。夏后氏金行,作苇茭,言气交也;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闭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为更,言气相更也。汉兼用之,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13](P118)夏至“阴气萌作,恐物不茂”,于是,民众就开始以礼仪的方式实现万事万物的转换和吉祥生活的过渡。阴气与阳气交替,以及阴阳五行观念影响,夏至日出现阴阳调和性的礼仪,再正常不过了。

  西晋周处在《风土记》中曾有“俗重端午与夏至同”的说法,就是说,端午节与“夏至日”是同一天,并且同为民众生活中的特殊时间,一个为节日,一个为节气。中国文化对于奇数相重特别看重,像三月三、七月七、九月九等,并且形成为视奇数为阳数的传统,五月五自然成为这个传统中的传统了。端午为“重午”“端阳”,二个“五”相重,带来旺盛的阳气就不难理解了。五月是夏季关键性的月份,是禁忌最多的月份,无论是人的身体,还是阴阳转换,均在发生。这种转换关系到农业收成,关系到老百姓的添丁加口和机会运气。为了促进阴阳充分交合,五月份形成了与此相关的系列民俗。

  汉代应劭《风俗通义》记载:“午日,以五彩丝系臂,避鬼及兵,令人不病瘟,一名长命缕,一名避兵缯。”五彩丝和桃印成为端午节的衍生物。其中,五彩丝中的青、白、红、黑和黄色分别代表木、金、火、水、土。东汉时期记录时令节日的《四民月令》云:“五月五日取蟾蜍,可合恶疽疮;取东行蝼蛄,治妇难产。”

  由此可知,端午节在时间上具有转换性的意义,包含了中国人的阴阳感知观念,从端午节习俗来看,端午节将自然中的阴阳与身体、生命观念有机结合,由此生成的文化就走向了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人们以五月五日为节,目的在于辟邪消灾,以求健康平安。也就是说,端午节文化起源是中国人生命观念、宇宙观念、自然观念基础上的仪式性、娱乐性与生活性的表达。端午节习俗体现了民众在生产、生活中保护生命健康的生存智慧。从周朝开始,老百姓就传承着用朱索桃印饰门、悬挂艾叶在家门口、手上系五彩缕等消灾避邪的风俗。端午节期间,赛龙舟、吃粽子、喝雄黄酒、身上挂香袋、戴香包、门口插艾蒿、上山采药煎熬沐浴等民俗传统体现的共同价值观念,充分证明了中国人对于文化护佑生命、保障生活健康幸福的自信性和自信力。

  三、端午节习俗传承多样性的文化调适

  端午节习俗历史悠久,流传地域广,根本原因在于端午节习俗包含的文化具有极强的适应性和文化张力。端午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形成特色鲜明的地域传统。

  记录端午节来历的文献主要有南梁吴均的《续齐谐记》。但是,文献记录往往与民间传承的端午节起源相距甚远。可以肯定地说,端午节的起源是古老的,与中国人对于生命的关怀有密切关系,端午节习俗不断丰富,在调适中发展。

  端午节期间门首插艾蒿风俗,因各地生活环境和历史传统差异,出现了多样化的局面。在江浙一带,民众在家门口悬挂菖蒲、艾蒿,并且还加挂有一些桃梗、大蒜;广东潮州一带,老百姓一般不使用艾草、菖蒲,而是使用“红花(石榴花)”“仙草”;广西金秀瑶族,在大门上挂葛藤,当地人认为这是仙人索;闽南和台湾的一些地方,在大门上插榕树枝,通道侗族以艾蒿并配合多刺的楤木或气味浓烈的山胡椒,拒各种鬼怪于门外。各地门首插艾蒿风俗变化与人们的生活环境有关,与人们所传承的历史传统有关,但是,无论传统表现出怎样的多样性,端午节习俗的宗旨在于求得家人平安健康。

  端午节习俗具有多样性,有的是端午节稳定要素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上的变化,有的则是端午节立足于地方民众的生活,形成新的传统。无论哪一种形式,均是端午节习俗在文化调适过程中的必须和必然,由此形成了端午节习俗的多样性,构成了端午节文化的丰富内涵。

  端午节对于海外华人来讲具有同样的文化记忆。一些早年到马来西亚的中国人,从家乡带来端午节“五月为恶月,端午为恶日”的观念,并且在端午节期间开展各类活动消除恶月、恶日带来的灾难。马来西亚属于热带地区,原本产生、传承于亚热带生态环境之中的端午节的有关内容仍然存在。但是,我们也看到,马来西亚等热带地区的端午节出现了适当的文化调适,增加了新的内容,弱化了原有的端午与屈原的倾向,强化了移居马来西亚的华人的民族意识与家居祭祖习俗。这些足以说明,中华民族集体意识和文化思想具有强大力量。这也是端午节通过习俗传承展现中华民族文化自信极为精妙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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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何厚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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