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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旅行计划的变更与柳田的中国印象
关于这次旅行的时间，1917年3月22日的《东京日日新闻》以《柳田翰长渡支》为题报道柳田于“廿日午后七時三十分东京站出发，前往南支那及台湾各地视察，预定五月上旬归京”。而在5月4日柳田从上海给妻子柳田孝的书信中也提到归国日期“原定在为正生日之前”。柳田为正是柳田的长子，生日是5月11日，可见最初的计划是3月下旬至5月上旬无疑。柳田在旅行之前宣布《乡土研究》停刊，从现实理由来说，一是因为杂志靠他独力支撑，希望能为这次旅行留出充分的时间，免去后顾之忧;另一方面，也是在杂志发展及自身研究上感受到了瓶颈，希望通过这次旅行寻求一些变化。
而旅行的目的地，前述《东京日日新闻》的报道中台湾之外只出现了“南支那”一词，似乎只涉及福建、广东周边。但从4月14日柳田发自厦门的明信片中可以看到上海之行早已在计划之中了。
柳田国男是1915年成立的“日支国民协会”的成员。该协会在龟井陆良的斡旋下结成，其成员包括头山满、寺尾亨、宫崎滔天、水野梅晓等人，对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抱有同情心。柳田参加该协会的具体背景和过程还不得而知，但这一事实至少显示了他对现实的中国及中日关系的兴趣。虽说柳田的旅行契机是新任的台湾民政长官下村宏的邀请，但既然到了台湾，继而渡海访问广东（当时任广东总领事的太田喜平是柳田叔父安东贞美的女婿），进而到上海与孙中山会晤，也是顺理成章。
结合5月8日赴汉口的船上所写的明信片内容：“（我决定）粗略看看就踏上归途。这次旅行是稍长了一点了”的表述，我们可以大致判断，柳田的原计划是至上海为止，应该是由上海直接乘船回国（当时上海－横滨航线是中日间旅客来往的干线之一），而实际在参观南京后，旅行延长到了武汉，并决定到此为止的。但之后的发展是在访问汉口期间决定进一步赴北京，并于5月11日告诉家人。5月20日离京时，决定经天津、济南、青岛、大连、奉天、京城、釜山等地回国。原本在台湾旅行之后，经香港到上海与孙文见面后便回国的计划，先是因为轮船接续不上，在广东逗留了10天，又在5月6日访问南京后一再延长旅行日程，使得对当时中国大陆南方及北方的旅行，成为了这次旅行体验的主体。
从汉口继续北上，当然有着从贵族院书记官长身份出发的政治上的理由（“来此恰逢时机，愿置个人之荣辱于度外，为邦国谋益”5月16日明信片），但也出于柳田全面了解中国的个人愿望。因为他认为，面对中国这样国土广大的国家，“两个月的时间，想南北都能看到，确实有些勉强。但如果不是南北都走上一趟，也无法获得切身的感受”。
柳田在5月4日的书信中提到“大国南北之差异，令人吃惊”，当时的“北”指的是上海。一路行来的柳田，对于南方的台湾、福建、广东等地与上海之间的差异就已经大为吃惊，而到了真正的北方地区，更加感叹中国“南北风物之差全不似在一国之中”。“此（引用者注：北京）郊外村落均是土造的平坦屋顶，平芜广漠，尘土蔽日，骆驼往来。都城之内虽是文明繁华，但深夜驴嘶马鸣，深有异乡之感”。
比起繁华的都市生活，郊外的农村风景更令柳田印象深刻，特别是国土广阔，与日本相比风景变化较小这一点，以后他也曾多次提及。
“支那真是平芜广漠之地，十日半月的旅行，也仅能见到山水的变化而已。”（《旅行的进步与退歩》1927年）
“日本可以说是便于旅行的国度。邻国的支那或是满洲，如果住在国家或是平原的中心，无论怎样尝试有效率的旅行，也不得不多走些浪费的路”（《旅行的聪明与不聪明》1934年）
对于柳田而言，漠然而难以把握的不仅仅是中国的风景，还有当时中国呈现出一片混沌的前途。
虽然1912年已经推翻了封建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但之后经历了宋教仁暗杀，第二革命，日本对华二十一条，袁世凯复辟等波折。1916年黎元洪担任大总统，但与出身北洋军阀的总理段祺瑞这之间关系日益恶化，1917年5月罢免了段的职务，柳田国男访问北京正当此时。通过北伐战争结束南北对立和军阀割据的局面，还要等到10年之后。
除了风景（南京城内的田园与城外的湖、青岛九水名胜等）外，现实的中国给柳田的印象大都是消极的：从都市的杂乱与不洁（厦门、广州、汉口）、浪费时间（踏青、茶馆）、轻视人命、到崇拜欧洲、喜欢说大道理，以至于独轮车的吱呀声带来的不快。虽然柳田对上层社会的饮食文化给予了一定的评价，但同时也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例如嗜好的过度发达，以及与民众的分离。
而一般民众显示出的麻木，尤其令柳田感到失望。他在回国后的采访中谈到，“虽然还能够看得到乱后的景象，但民众只是默然来往，似乎显得与之毫无关系。我仿佛可以从中看到支那的国民性，不由得深深感到悲哀”。“侨居的日本人没有谁能预言支那的未来，这理所当然。即便是支那人自己，也恐怕无人知道吧。吾等若是处于自由的地位，真想站在他们的立场，将他们唤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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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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