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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赣丽]中产阶级生活方式:都市民俗学新课题
  作者:徐赣丽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1-20 | 点击数:3589
 

  三、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与都市民俗学新课题

  随着社会的变化和时代的前进,尤其是都市化的进程加速,民俗学研究的传统对象逐渐消失,民俗学的发展面临危机;同时,众多新的问题和现象也为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其中,关于都市中新兴群体现代生活方式的研究,成为了当下和今后不容忽略的课题。

  (一)生活方式:民俗学研究的新对象

  1.民俗学引入生活方式概念的可能性

  “民俗”(folklore)一词发明之后,对它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歇。阿兰·邓迪斯(Alan Dundes)曾说:“在科学发达的情况下探讨‘民’或‘民俗’,似乎有些似是而非。因为长期以来,轻蔑地将民俗、神话、迷信、奶奶经等与谬误等同起来,会造成这样一种印象:民俗正是科学所脱胎而出的母体。”正是由于民俗学学科名词让人容易产生歧义,当下民俗学界引进“日常生活”概念,以推动民俗学自我更新。鉴于此概念的抽象性,在具体研究中,其实还有更为接地气的选择,比如“生活方式”一词。“生活方式”比“民俗”一词更中性,并且切近时代,而避免了意识形态的想象。朝戈金曾说:“在未来,中国民俗学的知识生产一定会以新的生活方式出现。民俗主体的分化,人的身份认同的多样化成为新的现实。”其实,人们的生活方式一般是由一个时代的生活习惯和流行时尚所决定,因此,生活方式一词也曾用于指代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在日本,民俗通常是指那些“具有地方性和历史性的独有特点的民间生活方式和风俗”。而在当代德国民俗学的研究中,人们不再把“民间文化”理解为由风俗、习惯、民间服饰、民间节日等组成的五彩缤纷的画面,而是在历史上那些无特权的普通民众群体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在我国,也有学者主张用这个学术名词,如周星早年提出:“中国民俗学的客体对象便是中国人民的博大生活本身。”“民俗学的定义众说纷纭,但有两个最基本的概念:人民和生活方式。若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来看,亦即文化。只有在确认了这两个基本概念之后,民俗学才有可能进而去探讨民间社会的生活与文化价值,以及人民是如何在传统的文化中体现与表现这种价值的。”而陈勤建认为,民俗是一种生存方式:生活相。陈华文给民俗下的定义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群体中自觉或不自觉遵循和认同的,重复进行的生活方式”,指出民俗文化的本质是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赵德利从生存活动的主体性角度提出,民俗是民众的一种生活方式。退一步说,即使民俗与生活方式有区别,也可能成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日本民俗学家小松和彦提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不是客观的存在,而是先有了民俗学的目的和方法它才会浮现出来。”民俗学的传统是研究具有历史传承的民俗现象和模式化的生活;但是在日趋城市化、现代化的今天,传统民俗日趋衰微和稀少。这提醒我们需要调整视角,重新建构新的研究对象。欧美民俗学早已经扩大了民俗学的研究范围,如把流行文化和大众文化纳入研究视野。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似乎与以往没有历史关联,但是生活方式本身所包含的日常的衣食住行、婚丧节庆、社会交往、休闲娱乐等生活文化,仍然是民俗学主要关注的内容和对象。而中产阶级利用现代网络进行的民俗更新,如网上清明祭祀或凭吊、网上社交和讨论,等等,虽然形式已经变化,但是观念上仍在某种程度上有着对传统的延续。在大都市里,现代中产阶级过年选择去酒店吃年夜饭,已经非常流行,这种新的形式在今后看来也是一种具有历史的模式化生活。至于如何在新的研究对象中,体现自我的学科传统,这需要在研究中,寻找和发现主要以农民群体为主的底层民众所创造、传承的民间文化与都市流行的大众文化之间的联系。总之,用生活方式来替代民俗事象的研究,可以超越以往把过多的精力放在琐碎的民俗现象的溯源上,而可能通过从整体上关注国民生活的样貌和特征,来重新发现民俗学的价值。民俗学也可以通过对此的关照,来重新解读其概念和理论、方法,以及研究视角和问题意识。

  2.民俗学介入生活方式研究的必要性

  民俗学以往以研究乡村为主,要转向都市,需要向城市社会学学习。而城市社会学的主要课题之一是考察城市生活方式,也就是对城市中的不同人群的生活方式进行研究。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著名的社会学家刘易斯·沃斯对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视角是城市生活方式,1938年他发表了著名的《作为生活方式的城市性》一文,指出乡村人口向城市集中,使得城市社会文化和生活方式呈现与乡村的明显不同,这在当时引起广泛关注。德国社会学家费迪南德·滕尼斯是最早认为城市生活具有自身特点和研究价值的人之一。早在1887年,他就论述了乡村“礼俗社会”的生活方式与城市“法理社会”的生活方式截然不同的特征。后来,西美尔也从分析城市生活人手,指出都市是完全不同于乡村的世界,都市的制度和机制等形成了具有鲜明特性的都市人的生活方式。以城市生活方式为研究对象的城市社会学重点研究城市生活方式的特征、起源、形成与变迁、传播与辐射等,这些研究都可为民俗学所借鉴。正因为城市生活方式具有强烈的多元化特征,其内部的差异性和复杂性比农村要大得多,这是传统民俗学研究所未曾面对和深入考察过的,因此,成为都市民俗学研究的难点所在,也是导致其止步不前的原因之一。

  我国当代生活方式变革从改革开放后持续至今,在全球化、城市化、现代化浪潮的推动下,经济的高速增长,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剧烈变化,尤其是近年信息化手段的普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拥有了以往从没有过的崭新内容,国民生活大多已经超越基本生存需求,朝向追求生活质量的转型升级。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之后,心理焦虑和精神迷茫等问题日益严重,对生活方式研究的意义也随之凸显。目前,我国对生活方式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主要集中在社会学领域,在新时期有突破单一学科发展的必要。著名生活方式研究专家王雅林指出,生活方式研究需要开拓新的方式,“实现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研究方法的结合,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的结合等”;与此同时,有学者特别指出,“需要经济学、人类学等学科介入进来,进行多学科联合攻关”,进行“跨文化、跨民族、跨阶层、跨领域比较研究”。此外,当前生活方式的研究大多局限在教师、农民工、企业家等某一类人群,微观层面的描述性研究比较多,宏观的理论研究比较少,未来的研究应该与文化联系起来,在学科联动的基础上,推动生活方式研究从微观层面走向中观和宏观层面。这样的情势下,民俗学介入生活方式研究,也是现实的需要。事实上,国外民俗学者已经在此领域取得相关研究成果。

  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传统—现代、乡村—城市、民间传统—当代文化等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越来越成为北欧国家人类学者与民俗学者的反思对象,他们开始把关注焦点转向当代城市、多媒体和大众娱乐等。前述影响颇广的《美好生活》一书,以丰富鲜活的民俗材料描述了城市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在对“美好生活”的包装与塑造中,中产阶级的文化和价值观成功地渗透到现代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琐碎庸常的角落。保罗·福塞尔(Paul Fussell)的畅销书《格调》,通过对外貌、衣着、住房、交通、消费、休闲、摆设以及精神生活等生活方式的描写来反映美国社会不同等级的人的行为举止、习俗和文化品位,该著所论虽不限于都市,却是生活方式研究的范本,也跟民俗学所关心的问题密切相关。

  我国学界对于都市生活已有关注,如《都市文化研究》第3辑为“阅读城市: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专辑。这些都预示着伴随新的城市生活方式的到来,文化研究的新领域已经开启。但可以看出在众多学科角度的研究中,民俗学者的声音是微弱的。也许有人会质疑民俗学是否有必要介入社会学的研究领域。社会学家王宁早年从事旅游社会学研究,后来研究消费社会学,他认为:“对同一对象的研究,不同的分支学科由于其视角的不同,对该对象的研究侧面也不同。在这个意义上,研究对象是从某一学科的视角出发‘构建’出来的。”也就是说,生活方式并不是社会学的专利,民俗学也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建构出新的研究对象。就此,周星曾谈到,当民俗学与社会学在考察范围上出现重合时,“民俗学家也许将比社会学家更善于从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发现人民生活的本质内容与价值准则”。北欧民俗学家亨格纳也认为,“社会学关注城市的整体和结构,而民俗学关注城市中的人和个体以及他们如何体验、如何做事”,二者虽然都研究城市社会,但着眼点不同。进一步说,虽然对于都市生活方式的研究,已经进入学者视域,但多数是立足于社会史角度的研究,或运用文艺作品为分析素材,而从民俗学角度对新时期的都市生活方式的即时记录和研究,目前还鲜为人见。本文提出研究中产阶级及其生活方式,正是基于城市与乡村人群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塑造了城市生活品格,比如更重视卫生和美观、更讲究时间观念、更强调品位和格调,紧跟时代潮流等等。这些都需要深入细致的资料搜集工作,正可以发挥民俗学的方法优势,民俗学也可借此嵌入现代都市生活。

  本文认为,从生活方式入手,为中国人的精神建设提供有价值的意见,是民俗学可以尝试的新课题。关注都市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需要有新的理论工具来分析民俗学所关注的问题。如民俗曾经发挥认同的功能,新的环境下认同的功能减弱了,即使同是来自一个省区的人,生活方式的区别也是很大的。这也是都市民俗学要注意并应重新分析的。此外,民俗学还可以对当代都市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与传统民俗的接续与断裂情况进行调研,从而发现文化的自我生长和适应等问题。

  (二)学科转型中都市民俗学乘势而上

  由于没有开拓出新的研究方法,曾经红火一时的日本都市民俗学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就陷于停滞。虽然都市民俗学的话题在日本不再被重视,但并不意味着该研究是没有意义的。日本学者佐野闲治在《现代化与民俗学》中写道,“历史的民俗学者,人们多研究都市的祭祀仪式及艺术技能。而宫田登等人提出新的看法,认为城镇有其独特的性质,有市民特殊的思考方式和生活样式,应采用特殊的方法论来对待。”“在多数日本人居住在城市的今日,日本民俗学作为研究日本人的学问,需要迅速确立以城市市民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方法。”更为重要的是曾经对都市民俗的研究,使民俗学开始思考学科本身的原有局限。另一位日本学者上野和男指出:“日本民俗学一向使用的常民、民间传承、民俗等等概念、方法论、调查技巧论等,可以说都是从村落社会的研究中,或者是以此为前提构成的。都市民俗学所要研究的都市民俗,虽然同样存在于由日本人构成的社会,却表现为与村落不同的集落形态。研究都市民俗,提高一向从村落民俗学归纳起来的理论的妥当性,或者修正它,是具有最大意义的。”当代著名的日本民俗学家岩本通弥也持相似看法,他说:“都市民俗学兴盛的原因和意义在于,它针对定型已久的民俗学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并对既成的方法论、调查论以及记录论提出了重新考察其前提性概念的必要性。”这暗示了都市民俗学对传统(乡村)民俗学有所反思,并有助于推动民俗学向前发展。

  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各国民俗学家都意识到学科转型问题。都市化进程带来民俗的变迁,既是危机,也是机会。但学科转型不是仅仅把目光从乡村转向都市继续原有的研究,都市民俗学研究需要关注当代都市里的人与以往乡土社会里的人的生活方式有何不同,因研究对象的变化从而提出研究方法和理论的更新。20多年前,高丙中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城市民俗学的兴起对民俗学的理论意义主要表现在,它使民俗学从传统转向当代,从社会的一隅(乡村)扩及整个社会,从乡野之民扩及整个社会的普遍成员,从而为当代民俗学灌注了勃勃生机。”近年,岳永逸提出,都市民俗学研究要承认现代都市中也在产生新的民俗,应揭示当代生活中产生的新问题,要“以工业文明、科技文明支配的当下都市生活方式为中心、重心,以现实中国为本位,波及开去”。这说明,他所认同的都市民俗学是一种时空转换的现代民俗学,这其中有学科转型的意味。

  都市民俗学需要跳脱出从都市寻找民俗的老路,而把生活方式作为研究对象。宫田登曾经提出,“都市”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种与乡村相参照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都市民俗学,就是要研究都市型生活方式。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以乡土为源头的传统生活方式发生了彻底改变,正在普遍形成都市型生活方式。另一方面,都市与乡村不仅有着交流和沟通,也存在诸多的差异,比如空间上的差异,及组织机制和运行模式的不同。有研究指出,城市有着一系列与农村显著不同的特征,如:城市人口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城市人理智强,个性突出,具有较大的宽容性和求新意识;城市的社会化程度较高,劳动分工和社会分工发达;城市的商品经济更发达,生产力水平更高;城市的科学文化较为发达,开放性更强,社会变迁快等等。城市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和前沿,即使今天乡村拥有了即时传播的媒体,但是由于生计方式和居住群体的区别,生活方式仍会有较大的不同。基于这些原因,探讨当代都市人的生活方式就显得既有可行性,也给民俗学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民俗学要关注现代都市,必然会关心都市的流行时尚等生活文化,中产阶级作为都市文化的引领者,无法回避其所起的作用。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是日益城市化的中国社会里,国民生活方式的未来主流形态。对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研究,可以突破以往都市民俗学对都市节庆、都市传说、都市庙会、都市风物、城中村民俗等传统领域,而完全从崭新的视角进行新问题的研究。这也是民俗学从朝向历史掉转目光朝向当代的一个可能性。民俗学不能仅仅耽于乡愁的叙事,而忽略当下人们的现实生活需要;更不能躲在象牙塔里迷恋古旧之物而淡忘了学科本身的使命。这样的研究自然有许多的困难,但正是因此才提供了民俗学可以成长的空间。如果专注于城市空间及其居住群体,自然会转移研究对象,也会自觉借鉴新的理论方法,并与其他学科进行交流对话,实现民俗学的当代转型。当然,广大的乡村已经和正在发生巨变,也需要民俗学加以研究;但乡村主要是以城市为追逐的目标,无论城乡都在形成一种现代的都市型生活方式。从这个角度说,都市民俗学的研究,其实是带动了整个民俗学学科的发展方向,推动传统民俗学实现整体转型。既然传统研究乡土社会的方法并不适用于都市社会,都市民俗学需要有新的研究视野和方法,民俗学可以以研究现代城市生活方式为途径来拓展其领域,并建构其新的方法。

  从民俗学视角研究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不仅是可能的,并且也可以与我国社会学的相关研究进行补充和对话。自上世纪末以来,中国社会学对中产阶级的探讨颇有成绩,主要体现在对中产阶级的概念、中产阶级的兴起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中产阶级群体的功能等方面的研究,初步形成了关于中产阶级的理论范畴体系。可以推断,“中产阶级”作为社会学的分支得到了确认。中国中产阶级的研究理论性与学科性并不严格,研究成果大多还是从社会分层、政治身份和经济结构等目的出发的,忽略了文化分析,仅有少数学者专注于生活方式的研究,如刘毅以广州及周边地区的中产为例,研究其消费特征,朱迪则研究了中产阶级的消费模式及其品位格调问题。於红梅特别关注到中产社区居住者的认同和生活故事。这些研究与民俗学的视角是相通的,但也可能忽略了发掘平常生活之中的逻辑。从另一个角度说,目前民俗学在此领域是缺席的。

  民俗学改变在都市寻找民俗,改变单纯以“民俗”为研究对象,而以更为通用的“生活方式”为概念,以其城乡差异和时代变迁为关注目标,尤其是关注未来都市人口中占主导地位的中产阶级群体及其生活样态,也许可以开拓都市民俗学新领域。前述日本都市民俗学家仓石忠彦也提出,都市民俗学研究应更加重视对以社会组织、人际关系为中心进行交往的研究,中产阶级这一群体的社会交往形式可以折射出新的时代信息,可以与传统的社会交往形式形成对照进行研究。另外,市场经济、技术文明、全球化等多种因素,使得当代都市市民日常生活中大众文化占据了主流。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常常左右着大众文化的方向。借鉴大众文化中相关理论进行民俗学的研究,正是我们今后需要尝试和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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