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世界与日常生活

　　集体行动的故事虽然告一段落，但兴发村存在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解决，煤矿公司仍然维持原来的速度开发，而兴发村又引发了新的地质问题，在村落的背后山，出现了大面积的山体错位、变形和开裂的现象。有些严重的地方，整个山块被切割两瓣，形成了一条长长的裂缝，其中最宽的地方可达1米多。种植玉米的山地也相继出现开裂的情况。而村里的道路也开始大面积开裂和下陷。这条兴发村通往外界唯一公路，也成为了矿业开发的牺牲品。

　　现在哪儿都是裂缝，都是大口子。牲畜也不敢养了，更不敢去放了。以后种地耕地都得小心，要是受伤了，谁来承担？从山上到山下，再到我们的房子，整个村都处在危险当中。现在煤矿公司还在不停地采煤，他们根本不担心我们的生命安危。但我每天都在担心，晚上担心，白天也担心，村子会不会沉下去了。像汶川地震那种，看起来挺吓人的。我现在上有老，下有小。只能把这些担心藏在心里，不想让老人和孩子知道。我怕他们知道后，会担心，会害怕。

　　杨方诉说这一切并不是为了抹黑公司在本地开发资源，而极少雇佣本地人的事实，相反他并不讨厌外地工人在本地矿山工作。杨方的妹妹大秀也强调即便公司愿意招收本地人，她也绝不会让丈夫下井冒险。杨方真正担心的是矿业公司持续性地组织外地工人在村子地下挖煤，因为这无疑增加了风险和新一轮灾难的可能性。

　　地质松动、房屋倒塌、资源枯竭等问题虽都是可见的，但这些问题对当地老百姓造成的伤害和影响却往往不可见。这些伤害甚至还被视为经济发展的一部分，并坚信应实行边发展、边治理的开发逻辑。这是发展主义解决问题的一贯手段，即便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灾难，他们也坚信，所有问题都可以在发展中解决。所以在兴发村，早在两年前，坊间就开始传言，公司和政府正在筹集资金，将他们移民搬迁。虽然这仅是一项传言，但兴发村村民依据对周边先前搬迁村落的理解，认为移民搬迁对于本村来说，将会是一轮灾难。

　　可以看出，云南和贵州两个采空村中出现的地质风险和日常危机等问题，显然与煤矿企业和地方政府过渡开发资源，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的做法有关。这也决定了开发主体在对风险治理时，常把风险解释为自然和地质灾害，于是相应规避和化解风险的方式主要是通过经济补偿和异地搬迁的方式。从一定程度讲，开发主体对日常风险的认识，决定了其应对和处理风险的方式。上述西南两个资源社区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难题，我们能可以看到，日常生活中的风险观念被生产和被想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风险常被概化为现代化的阻力，甚至社会发展不稳定的因素。上述概化的假设都是基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层面，而忽视了地方社会也是构成整个中国乡土的一部分。

　　三、讨论与结论

　　本文通过云南和贵州两个煤矿采空村日常生活中的风险研究可以看出，日常生活中的风险既是主体建构的结果，也构成风险本身的一部分。主体建构的风险观念是人们从特定的历史和记忆中分离出来的、由概念和情感组成的完整意象，是在与当前现实的遭遇互动中形成的。而且，风险在人们的表述中总是与历史和记忆脱钩，因为历史代表着美好的过去，至少是“理想型”家园的代表，它被等同于人性，构成了人们感知风险和诉说的重要精神资源。不过，这种类型的风险往往被人们忽视或不被视为风险，一些地方社会的关注者甚至拒绝将历史等同于人性，于是，对历史问题的抛弃构成了他们认识风险问题和解决风险问题的方式。

　　在云南山水村的例子中，因为资源的枯竭和公司撤资，房屋开裂和水源枯竭等问题只能由本地村民承担。虽然地方政府对此进行了一些经济帮扶和地质风险排查，但并不能真正解决日常风险对人们造成的影响。日常性的风险不仅影响着人们的出行、生产和社会交往，甚至还对人们的心理和精神带来了创伤。村民关于这些日常风险的表达，并没有引起主流社会的关注，相反，这些“负面”情绪的表达恰恰成为了地方政府向上获取维稳资源的一种工具。而在贵州兴发村的例子，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风险并没有因为公司的在场而得到很好的解决，同样，日常生活中的风险也被地方社会管理者和资源开发主体视为一场地质/自然灾害，据此解决风险的方式也是通过经济补偿和移民搬迁的方式展开。

　　通过移民搬迁来解决日常风险的方式，并不局限在贵州和四川，在已有的研究案例中，内蒙、山东和安徽等地都出现以异地搬迁的方式来化解或转移危机的情况。一些研究已经指出，异地搬迁的方式虽然能为开发主体腾出了足够的资源开发空间，暂时解决了资源地频繁出现的地质灾害问题，但移入新区的移民又出现诸如生计转型和社会关系离散等问题。地方政府和开发主体以市场化手段对危机进行空间转移的方式，看似解决了社会风险，但实际上只是推延与转换了风险，这些风险在新的空间将继续存在，甚至还会诱发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古典人类学家弗雷泽（James Frazer）在《金枝》一书中提到，“邪物是不可见的，”但“邪气以可见的形体表现出来，至少认为是附在媒介物上。”(P.878)弗雷泽把这种“媒介”或“介体”称为“替罪羊”。人们通过对“替罪羊”的污名或让“替罪羊”去死可以把邪气从人群和社会中带走，人们将“自己的罪孽和痛苦转嫁给别人，让别人替自己承担这一切，”(P.844)其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让自己清白无罪，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完成社会的整体性与人和自然的双重丰产。不过弗雷泽把灾祸或风险转嫁给“他者”和无生命的物体的实践视为原始人混淆了“生理的和心理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现象”而致，(P.844)但在勒内·吉拉尔（Rene Girard）看来，转嫁灾难和寻找“替罪”的实践不仅见于原始人，同样也是现代人的一种常态。人们也会通过替罪羊的方式，来化解危机，维护共同的秩序和利益。（P.1-3）

　　风险的推延和持续存在，构建起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所称的一个“共同世界”（common world）。在贝克看来，在风险社会里，阶级之分无从存在，无论人们如何批判和责备他者，我们都注定与他者生活在共同的风险世界中，受制于各种权利支配，遭受各种危险、腐败、苦难和剥削的污染。

　　人们对日常性风险的感知也会受到经济结构、性别、社会支持、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甚至在同一风险面前，每个个体对风险的感知也具有一定认知差异和阶级差别。这一类的日常风险作为一种不可逆的灾难现象，它的产生和存在始终都伴随资源开发整个过程，甚至延续到资源开发结束以后。然而，存在于我们生活之中的风险，却往往会被我们所否定，即便日常风险已经威胁到甚至破坏了现存秩序的稳定。日常风险不仅会影响个体的自我评价、婚姻选择和社会流动，同时也影响心理和精神层面的健康。一些研究者指出“情感不仅仅是一种内在的心理状态和个人感觉，还有丰富的社会和文化意涵。”(P.2)心情的好坏并非源自个体，而是源自社会互动本身。(P.17)在资源开发中产生的焦虑“是一种对危险的预感，尽管在其周边环境中没有任何东西可被明确地视作是对其具有危险性。”(P.3)而焦虑如何得以呈现“必须在与个体所发展的整体安全体系的关系中得到理解，而不能仅仅被看成与特定风险或危险相联结的独特现象。”(P.48)“矿山社会”之所以存在焦虑的参数，并不是由于个体的自我压抑，而是因为单一的资源开发模式扰乱了地方空间的神圣性和社会的整体性，有损自然对人们的滋养，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持续性的恐惧，带来了情感的紧张和痛苦。在经济发展和“维稳”政策面前，这种外在的风险常被打造为底边人群内部的问题，而底边人群对风险的情绪的表达，也被当作对公共秩序的一种威胁。

　　不过，关于日常生活中的风险表述和社会“阴暗面”的研究也遭到了一些人类学家的批判。陈春声认为人们的日常生活远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和谐，研究者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的风险与对立是社会建构和人为选择的结果。美国人类学家谢里·奥特纳(Sherry B.Ortner)也批评过去的人类学家过多关注社会生活的黑暗面和冲突面，关注人们主观经验的抑郁和绝望，而忽视了对积极的、和谐的社会层面的研究。

　　陈春声和谢里·奥特纳的批判是在提醒我们对日常生活的风险研究应该秉持整体论的视野，以避免陷入二元对立的范畴的风险，进而把日常生活中的风险“浪漫化”或本质化。意大利人类学家玛拉·贝纳杜禧（Mara Benadusi）也认为对日常生活中的风险的研究并不只是推进积极解决冲突和创伤，它本身“也是冲突表达的空间，是被形塑的场所，并以不同方式被接纳和再现。”

　　由此，可以看出，从风险角度研究“痛史”和“坏情感”，应避免把危机概化成了私人的或者个体化的。任何具体的个体都是嵌入到社会结构中的，同时也构成了结构的一部分。个体对危机和焦虑表述既是乡土社会整体状况和现代化发展的限度的概括抽象，也是超越个体经验的超个体实在。因此，“日常生活中的风险”绝非研究者刻意制造出来的概念和范畴，而是个体与集体互动中，形成的一种危机表达途径与样式。这与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经济发展有关，并受其形塑和建构。“风险关涉的是未来所发生的事情，而对未来的拓殖却又打开了新的风险情境，其中有些又是制度地组织起来的。”(P.135)“公众对风险的认知迫使那些原本并不想与其他人发生任何关系的人进行沟通”。人们对危机的表述和担忧背后，暗含着人们对蒙受灾难者的社会评价和表征。

　　总之，日常生活中的风险因其“难以捉摸的一致性”（an elusive unity）和“不可计算的不确定性”（incalculable uncertainty）的特点，使人们总是处在一种危险的状态下，并对人们的精神和心理带来一定的创伤，同时也会对日常生活、公共实践与社会秩序产生严重的影响。日常生活中的危险虽然表面得以化解，但人们却很难通过市场或者行政手段将灾难实现时空转移和社会再分配。本文认为日常生活中的风险表达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不应该被概念化为一种敌对关系，相反，“负情感”的宣泄恰恰是现代性的真实存在和灾民的真实诉求，它能减缓或治愈苦痛，甚至能避免集体行动。同时，也应该注意到日常生活中的风险“已不是一种地方性的事务，而是一种在现代性的脱域（disembeding）机制和政治经济的世界体系下所进行的一种社会动员和资源配置过程。”而人类学对风险或灾难的研究，不仅应关注事件本身与过程，同时也应该讨论在现代化背景下人们对风险的感知和情感价值的表达的讨论。（本文中涉及的人名地名均做了匿名化处理。本文在写作的过程中，得到了德宏师范专科学院曹韩老师和重庆大学王瑞静老师的指导，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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