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满文化研究

　　1897到1902年间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为了收集土著的文化实物和图像以供陈列之用，开展了为期五年的杰瑟普北太平洋海岸探险(Jesup North Pacific Expedition)项目，考察涉及西伯利亚地区地区埃文人(Evens)、埃文克人(Evenk)、堪察加人(Kamchadal)、楚克奇人(Chuckee)、尤皮克人(Yupik)和北美的奇尔科廷人(Tsilhqotin)、海尔特斯库克人(Heiltsuk)、海达人(Haida)、夸扣特人(Kwakiutl)等多个族群。博厄斯是这次考察的发起者和主持人，在其的带领下，一批人类学学者试图通过客观的描述具体族群的萨满文化，并尝试深入地理解它们。

　　在这次探险活动中，博厄斯将萨满(教)放置在当地具体的文化框架中去研究，试图揭示生成它的特殊原因，并强调一个文化中的个人行为及其角色扮演会对他的思维产生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在其著作《夸扣特民族志》一书中描述了当地的一位年轻人发现了萨满的一些治病“诡计”，如事先派遣助手探听病人的身份、病因及症状，然后用羽毛沾染上自己咬破的舌头或齿龈流出的鲜血、吮吸病人的皮肤并告诉病人这是从他体内吸出的病毒。这位原意是要揭露萨满的“诡计”的年轻人开始结交萨满，并不断地练习萨满们教给他的技巧，结果他却治愈了许多病症，自己也在此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成了一位享有盛名的萨满。此外，当博厄斯还将西伯利亚地区的萨满与北美的药人(medicine man)联系起来后，注意到它们之间的相似性。受到当时传播论的影响，博厄斯提出了如下的观点：萨满文化是从北亚向北美的传播的，在传播过程中逐渐融入了北美的文化体系、形成了具有北美洲文化特色的萨满教;虽然新的萨满教与最初的萨满教在意义、功能、形式都有所改变，但是它们同属于萨满文化范畴。至此，萨满(教)这一概念打破了它的西伯利亚地域界限，迈向了北美，展示出一副广阔的萨满文化圈的图景。

　　俄国人乔基尔森(Vladimir Jochelson)、博格拉斯(W. G. Bogoras)俩人是杰瑟普北太平洋海岸探险项目在西伯利亚地区的主力考察队员。乔基尔森主要关注的是生活在西伯利亚地区东端的尤皮克人。在调查期间，他邀请萨满为其表演他们的技艺。当一位萨满给他看衣服上本来就有的破洞并称其为自己割破身体留下的痕迹时，他并没有将此事看作是欺骗性行为，而将其理解为当地人独特的思维方式即可见的事物和想象的事物错综的交织在一起，以至于萨满本人都以为自己的身体里确实存在别人看不见的真实存在的伤痕。

　　博格拉斯对楚克奇人进行了考察，后来据调查资料先后出版了《东北亚的楚克奇人》、《楚克奇人》《萨满教的内室仪式表演》等著述。在《东北亚的楚克奇人》一文中，他谈到该地萨满的社会性别角色转换问题：当一个男子成为萨满之后必须身着女装、用女声讲话，像年轻的女性一样变得害羞、甚至不敢去直接面对陌生人，还要学习这个社会中女性通常进行的活动，他的所有的男性气概都要被遮蔽。当他们完成这些转变之后，他们就变成了“她们”。“她们”可以找一个男子作为婚恋对象，婚后扮演着主妇的角色[8]。在《楚克奇人》一书中，他清晰、详实的记录了出萨满时的艰辛、萨满附体的情景以及作为萨满所要掌握的击鼓、唱诵、腹语等技巧。作为一个西方人，尽管他并不把萨满的治疗仪式看做是萨满的神力和神灵相助的结果，但是当他随着当地的一位老萨满进入仪式情景时，不禁感慨到 “这种干净利索的工作是不同寻常的，即使像我这样持怀疑态度、并且充满不受欺骗之个人勇气的人看来也是如此;那么面对一大群信仰者时，萨满就会有十倍的动力。阿布拉完全能够单方面地控制我的意志和智力。”[9]正如同一时代的社会学家帕森斯所言的那样，“赋予神圣物特征的不是那个物体本身，而是被认为属于物体的一种象征因素和文化因素，这种因素具有与信仰和情感相关联的意义。”[10]

　　这场持续五年的考察对萨满文化的认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此次考察及其成果纠正了当时部分学者对萨满(教)轻蔑的态度;其次，将萨满(教)这一概念从西伯利亚地区拓展到北美的广大地区，使人们认识到它们不仅广泛的存在而且还是活态的、正在不断被实践的文化;第三，直接推动了学界对萨满(教)的认识，开启了人类学、宗教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从不同角度和方面对萨满文化开展了广泛而又深入的研究;最后，此次调查人员先后出版了多本民族志，在这些民族志中清晰地展现了各个族群的萨满文化，随着这些读物的流行，西方人民众开始了解它们。

　　(二) 作为“病人”的萨满

　　尽管早有学者将萨满和北极歇斯底里症联系起来，但是对萨满的生理、心理问题的普遍探讨是从20世纪早期开始的，与弗洛伊德学派的精神分析学说、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社会心理学的流行有着密切的关系。

　　博格拉斯在完成了杰瑟普北太平洋海岸探险之后的几十年中仍然孜孜不倦在萨满研究领域跋涉。在《东北亚部落中的萨满教心理》一文中，他称即将要成为萨满的人通常都要数年饱受疾病折磨、精神紧张，只有完成所谓的神灵的召唤、承担了萨满一职才能战胜这种疾病，所以，在他看来萨满是精神上不稳定的人。雷奇科夫在《论西伯利亚民族的宗教观念和萨满教》中也提出了与博格拉相似的观点，萨满是易冲动的人，且带有先天的病态易受刺激的神经组织，这种组织具有遗传性。根据精神病理学家查普曼和巴克斯特两人对精神分裂症的分类(一种是进行性的，具有长期性、持续发展、愈演愈烈和发作早的精神分裂症;另一种是反应性的，具有的特点是突然发作但晚发作、发作后短时间内很快清醒的精神分裂症)，美国精神病学家西尔弗曼(Julian Silverman)发表《萨满与严重的精神分裂症》一文，将萨满定性为精神分裂症性的妄想狂患者。在这位学者看来，成为萨满的过程实质上是这个病人在为恢复正常人格努力的过程，而且他们坚信自己最终能够战胜疾病恢复正常。但是，西尔弗曼的观点遭到德弗罗(George Devereux)的强烈反对，后者指出萨满的病情虽然可能得到缓解，但他始终是有病的人[11]。

　　还有一些西方学者虽然没有把萨满看成是患有精神性疾病的人，但是将他们视为患有神经官能症(表现为癔症、神经性并发症或间歇性癫痫症)的人。波兰人类学家玛丽(A.C.Mary)就是其一，她称萨满所患为北极癔病，但是与其他普通病人有所不同的是萨满在发病期间能够冷静地控制自己，而他们的这种冷静沉着的气势会对周围的人产生巨大的影响。汉布利(Hambly)对黑脚族印第安萨满进行了田野调查，认为他们患有“恐惧神经官能症”和“焦虑性歇斯底里”，他们在行医时的特殊装扮充满了表演性，真实的目的是“为了减缓表演者神经官能症情绪”。德弗罗通过对北美西南部尤马莫哈维印第安萨满的田野调查，写作了《作为神经官能症患者的萨满》一文。在文中，结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指出萨满在自身生存的文化中具有张力障碍、是社会中的“问题人群”，他们通常完全不能够像正常人那样注重现实，萨满的发疯是代替跟他有着类似情况的疯人群体发疯从而使其他疯者可以保持镇静的外表。[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