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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左右，涂尔干与韦伯相继去世，世界社会学的中心由西欧转移到美国。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度，历史似乎不那么重要，美国学者更关心现实问题，在社会研究方法上也有所改变，“社会学家也开始放弃了书房中的扶手椅，开始越来越多的从当代社会中获取他们所需要的数据，就像埃利亚斯所谓的‘社会学向现在的回归’”［1］14。当然，调查方法的改进使得社会学研究更加规范和科学，但另一方面，社会学与历史学却渐行渐远，其关系进入了一个冰冻期。
与孔德时代“社会进化”的风潮不同，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学术界强调“功能主义”，即用社会中各个部分对维系整体所发挥的作用来解释社会现象。作为“功能主义”代表的帕森斯认为社会是具有一定结构的系统，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以有序的方式相互关联，并对社会整体发挥功能。帕森斯的理论在30－60年代逐渐占据了社会学的主流地位，而且，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将之前的各种理论流派包容其中，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宏观体系。经典时期的各种理论流派在帕森斯那里似乎已经做出了“终结性的解释”，这样，结构功能理论一家独大，社会学由此进入静态与稳定的社会观中，社会冲突与变迁的视角已然被淹没。
结构功能主义在美国乃至世界社会学领域取得霸主地位，主要是受当时兴起的科学主义风潮与系统论的影响。此一时期，包括社会学在内的社会科学为了凸显自身的学科地位，纷纷采取自然科学的理念和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如对经济、政治、社会诸方面进行客观测量，建构模型，追求社会科学的客观性、普适性和可验性。正因如此，社会学越来越热衷于各式各样的社会调查和定量分析，原先的人文主义导向逐渐被科学主义导向所取代，历史的维度消失殆尽，社会学研究呈现出“没有时间、没有地点”的特征。正如吉登斯所言：“在正统共识占主流地位的时期，社会学与历史学实现了最彻底的全面分离。”［8］
社会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断地追求自己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这一过程，也正是社会学与历史学逐步分离的过程。布罗代尔就曾说过，社会学和历史学之间的交流就像“聋子之间的对话”［9］，这句话可以说是对60年代以前社会学与历史学关系的最为恰当的形容。
二、走向融合：历史社会学的学术进路
20世纪60年代以后，历史学与社会学严重对立的局面逐渐有了改变。这种变化在两门学科内部都在发生，而这与其说是历史学与社会学的争论有了结果，不如说是二者相互融合，达成了某种妥协。
先来看历史学的变化。此时，历史研究的重心开始从上层向下移动，从政治层面转向社会层面，从精英的传记走向大众生活的历史。在西欧，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传统史学探究和维系王朝政治合法性的功能逐渐消解。在批判“实证史学”的基础上，新兴的年鉴学派强调对“总体历史”的研究，强调去关注“人”的历史。这里的总体历史当然不仅指政治史，还包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这里的“人”也已不是抽象的概念人，而是一个个鲜活而具体的人，其指向直取普通大众的社会生活。年鉴学派宣称：“只有作为整体而存在的历史，就其（社会史）定义而言，历史就是整个社会的历史。”［10］社会史作为历史学新的研究范式，在近几十年来得到迅速而广泛的发展。历史学的这种转变让史学研究进入社会学的领域，这无疑让两者有了更多的交集。
其次，历史学汲取社会学与人类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如定量分析、田野调查等来研究历史问题，“这使得那些在兰克史学观支配下注定隐于角落的历史面向展露在我们的眼前，从而深化了我们对历史社会的认识和理解”［11］。尤其在近现代史与社会史的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走出书斋，进入现场，采用人类学的方法进行“在地化”研究。此外，口述史兴起，这种对“亲历者的历史”的研究必定使研究者更加注意对“当时的社会”的考察，这一点上也促使历史学的社会学化。
历史学出现上述转变与其自身的学科定位变化有关。传统历史学多以探讨和维系王权政治的合法性为基础，其功能是对继承于历史之中的政治制度的理解与服从，其核心是“资治”；而近现代以来，王权政治已然崩溃，传统史学的服务对象不存在了，历史学遂逐渐转变到回应时代的要求，探讨人类社会的变迁。这样的转变势必将隐藏于传统史学中的社会和大众的方面展现出来，从而使政治史走向社会史，也使史学社会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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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社会学；社会史；社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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