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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能代表明代说唱艺术成就的，当首推柳敬亭。柳敬亭擅长说《水浒》。张岱《陶庵梦忆》卷五即记载：“余听其说景阳冈武松打虎，白文与本传大异，其描写刻画，微入毫发，然又找截干净，并不唠叨，夬声如巨钟。说至筋节处，叱咤叫喊，汹汹崩屋。武松到店沽酒，店内无人，蓦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甓，皆瓮瓮有声。闲中著色，细微至此。”顾开雍《柳生歌小序》则记载了他说宋江的片断：“(柳敬亭)为仆说故宋小吏宋江轶记一则，纵横撼动，声摇屋瓦，俯仰离合，皆出己意，使听者悲泣喜笑，世称柳生不虚云。”⑧ 至于说隋唐故事，更是其拿手好戏。钱曾《注钱谦益诗》记柳敬亭在左良玉军中“每夕张灯高坐，谈说隋唐间遗事”。王澐《漫游纪略》亦记其本人曾听“柳生谈隋唐间稗官家言，其言绝俚。”冒襄《同人集·赠柳敬亭》亦云：“重逢快说隋唐事，又废河亭一日听。”而周容《杂忆七传·柳敬亭》还说：“癸巳值敬亭于虞山，听其说数日，见关壮缪，见唐李、郭，见宋鄂、蕲二王，剑戟刀槊，钲鼓起伏，骷髅模糊，跳踯绕座，四壁阴风盘旋不已。”据此可知，柳敬亭说书之所以非常叫座，这与他别出心裁地推陈出新(“与本传大异”)，增添大量入微的细节描写(“闲中著色，细微至此”)，以及善于抑扬顿挫地使用俚语，同时配合眼神、表情、动作的表演等，是密不可分的。其他艺人虽技不及柳，但取得成功的诀窍当不外于此。
四
明代说唱艺术既然多以通俗小说作为取材或演说的对象，那么它们对于通俗小说的传播，就必然会产生重要的促进作用。晚清黄人《小说小话》曾说：“平话别有师传秘笈，与刊行小说，互有异同。然小说须识字者能阅，平话则尽人可解。故小说如课本，说平话者如教授员。小说得平话，而印入于社会之脑中者愈深。”⑨ 此言甚是。潘建国在《明清通俗小说的读者与传播方式》一文中就曾通过分析指出，明代民众的识字率还不足百分之一;而识字量能达到阅读小说的水平，并且买得起小说、有兴趣和时间阅读小说的，更是寥寥无几⑩。可是现有文献资料却显示，明代的“愚夫愚妇”对通俗小说往往耳熟能详。袁宏道《东西汉通俗演义序》即云：“今天下自衣冠以至村哥里妇，自七十老翁以至三尺童子，谈及刘季起丰沛、项羽不渡乌江、王莽篡位、光武中兴等事，无不能悉数颠末，详其姓氏里居，自朝至暮，自昏彻旦，几忘食忘寝，讼言之不倦。”陈继儒《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序》云：“故今流俗节目不挂司马班陈一字，然皆能道赤帝，诧铜马，悲伏龙，凭曹瞒者，则演义之为耳。”清初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十七“正俗”亦云：“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未尝自以为教也，而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致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闻而如见之，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
这些“村哥里妇”、“老翁”、“童子”，“以致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之所以熟知“小说演义”，主要就是靠民间说唱、戏剧的传播、推广。解弢在《觚庵漫笔》中就指出：“《三国演义》一书，其能普及于社会者，不仅文字之力”，同时还“得力于评话家柳敬亭一流人，善揣摩社会心理，就书中记载，为之穷形极相，描头添足令听者眉飞色舞，不肯间断”;并且，他还将戏剧与评话进行比较，认为：“二者之有功小说，各有所长。有声有色，衣冠面目，排场节拍，皆能辅助正文，动人感情，则戏剧有特色;而嬉笑怒骂，语语松快，异于曲文声调之未尽解，费时费钱均极少，茶余酒罢，偷此一刻空闲，已能自乐其乐，则评话有特色也。”(11) 老舍在谈到《三国志演义》与民间说唱的关系时也指出：“有人说《三国志演义》是最伟大的通俗作品。是吗?拿街头上卖的唱本儿和‘三国’比一比，‘三国’实在不俗。不错，戏班里，书馆里，都有多少多少以‘三国’为根源的戏剧，歌词，与评书。可是这正足见‘三国’并不易懂，而须由伶人，歌者，评书者，另行改造，替‘三国’作宣传。‘三国’根本是由许多传说凑成的，再由不同的形式宣传出去，专凭它本身的文字与内容，它绝不会有那么大的势力。”(12) 侯宝林等所著的《曲艺概论》更概括性地指出：“小说问世以后，说唱艺术宣传推广、充实加工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实际上，刘备、关羽、诸葛亮、武松、李逵、鲁智深、唐僧、猪八戒、孙悟空，这些个性鲜明的典型形象所以能够家喻户晓，说唱艺人显然立下了不朽功绩。在劳动人民还不掌握文化的旧时代，是曲艺和戏曲艺人使这些英雄形象变成群众的亲密朋友。”(13)
民间说唱不仅对通俗小说的传播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而且对明末清初一些通俗小说特别是英雄传奇的产生，也起到了不可低估的重要影响。例如《隋史遗文》，就基本上是袁于令根据明代柳敬亭等人的说书成果，进行整理、加工而成的。孙楷第曾指出《隋史遗文》“记隋末瓦岗诸英雄事，而于秦叔宝特详……与其谓文人之著作，毋宁认为市人之作。如此书固以全力写秦叔宝一人者，而所记叔宝之态度见解，乃与细民同科，豪迈不群之气，甚嫌其少。其规模气象，尚不及梁山泊武二诸人，乃以貌凌烟阁上之胡国公，亦厚诬古人，不称之至矣。余意韫玉才人，其技当不止于此。或旧本为市人话本，而韫玉复为润色之，中如诗词及藻饰增加部分，当属袁氏手笔，其底本则是当时说话人所演者，不必为袁氏自作。抑秦叔宝故事本发生于万历之后，以前固无之。余澹心《板桥杂记》有‘柳敬亭八十余，过其所寓宜睡轩，犹语秦叔宝见姑娘’之语。谓罗彝为叔宝姑母，正与此书同。则此秦叔宝诸事，固是万历以后柳麻子一流人所揣摩敷衍者，于令亦颇采其说而为书耳。”(14)孙先生的话是符合实际的。这里不妨再补充一个旁证，即袁于令在其所作的传奇剧本《双莺传》第四折中就曾记述过柳敬亭说书一事，可见其本人是熟悉柳敬亭说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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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明清小说研究》2006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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