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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校场年画的艺术风格
张伟称，上海小校场的年画，除了部分传统题材的作品以外，其他较有特色的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时装仕女画。时装仕女画的走俏，这可能与上海商业经济的繁荣发达，肖像画的需求比较旺盛有关，当时也的确涌现了一大批以擅长人物画而驰名画坛的高手，如费丹旭、改琦、任伯年、钱慧安等等。而以表现新闻时事、社会风情见长的《点石斋画报》、《飞影阁画报》等，人物形象的描绘更是考验一个画家水准的关键，吴友如、周慕桥、田子琳等都是这方面的行家，出手既快又准，令人赞叹。
另一类是反映洋场生活，表现时代变化的作品，这类作品明显沿着两条主线发展：其一是以表现租界新事、新物、新景为内容的作品，如《寓沪西绅商点灯庆太平》、《海上第一名园》、《新出夷场十景》、《上海新造铁路火轮车开往吴淞》等等。这些作品表现了人们对于当时物质文化生活急剧变化的敏感，展现了这一特定时期的社会风貌，年画也因此成为人们了解西风东渐的一个窗口。其二是反映时事，提倡爱国的年画，如《刘军克复宣泰大获全胜图》、《各国钦差会同李傅相议和图》、《上海通商庆贺总统万岁》、《国民汉兴三军司令》等等。这些作品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反映重大历史事件和都市新兴的奇观胜景，体现了当时市民阶层对时事的关注和评价。这些用传统的艺术形式表现社会新闻的年画，是其他美术种类中鲜见的，可谓一大创举，堪称年画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当时的年画商既紧追时代潮流，又以最大限度赚取商业利润为主旨，尽可能地减少商业成本。如有一幅《中外通商共庆大放花灯图》的年画，系上海小校场沈文雅年画铺为庆祝1893年上海开埠通商50周年而刻版刊印。该画人物众多，场景繁复，画面构图巧妙合理，层次分明，生动地展现了上海商界欢庆游行的场面。画面上，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寓沪西人的消防队，当时，在盛大的庆典中消防队往往应邀进行水龙演练以增加喜庆气氛。其后一人手擎“令”字大旗，威风凛凛；随后有锦牌、锣鼓开道，花轿、花灯、舞龙、舞狮等节目夹杂在队伍之中，而全套行头的戏班则紧跟在队伍后面。马路上到处张灯结彩，道路两旁站满了围观的市民，一派喜气洋洋的热闹气氛。就是这样一幅有着鲜明时代和地域特色的作品，在十余年后又被年画商们翻出来，巧妙地移用来表现当时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打响了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的第一枪。随后，南方各省相继宣告独立，响应革命。12月28日（农历十一月初九），独立的17个省份各派代表在南京举行会议，准备组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第二天，大会投票选举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凭借其崇高的威望以16票（各省1票）当选。消息一经传出，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上海工商各界也为之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小校场的年画商们也闻风而动，敏锐地捕捉这一时机，做了一笔“移花接木”的生意。他们将画面上“中外通商共庆大放花灯图”11个字剜掉，在同一位置巧妙地嵌上“上海通商庆贺总统万岁”10字，并将游行队伍中的“令”字旗移换成“汉”字旗（上海历史博物馆藏有此画的木版，上面剜刻的痕迹非常清晰），这样，一幅反映辛亥革命的时事年画就诞生了。这充分表现了当时年画商紧跟时代的敏锐意识，也反映了他们聪明，善做生意的经商本领。这幅年画蒙蔽了很多人，在当时广受欢迎，并被后人视为珍贵文物。
张伟特别提到了一类“市井各业”的年画，这类作品再现了修马桶、炒糖炒栗子、卖成衣、卖水、修电灯、接电话线、拉人力车等上海滩新、老行业混杂交融的风貌。在《新出夷场十景》等年画中，能发现不少当时市民生活的特定场景和语言，这对考察清末民初时期民俗及语言的流变是十分珍贵的形象资料。如在一幅《新刻希（稀）奇一笑图》的年画上，刻有“腌鲤鱼放生——死活勿得知”、“猢里（狸）精吃糖饼——怪甜”、“屁古（股）浪戴眼镜——屯光”、“歪嘴吹喇叭——一团邪气”等几十条歇后语，这完全是来自沪上底层老百姓的语言，非常生动。还有一幅题为《新出清朝世界十怕妻》的年画，画中人物两旁的文字夹杂着当时流行的沪方言，并十分典型地描绘了晚清社会十种惧妻行为，有别于人们对传统社会男尊女卑的固有印象，属民俗学的第一手资料，其文献价值不容置疑。此外，《打连（莲）箱（厢）》、《荡湖船》等几幅年画原汁原味地保留了清末江南地区民间戏曲活动的某些细节，甚至还有大段唱词，对研究上海地方戏曲的历史渊源是十分珍贵的史料。
张伟告诉《艺术评论》记者，与北方年画开面较大不同的是，现在所看到的小校场年画基本都是三裁（约30厘米×50厘米）或四裁（约20厘米×40厘米）的尺寸作品，几乎没有大宫笺（约90厘米×150厘米）尺寸的作品存世。这应该与上海地价昂贵，住宅普遍窄小，不适应大尺寸年画有关（因年画的消费群体主要是中、低经济程度的市民阶层）。这也可作为年画在城市化进程中适应环境、自我瘦身的一个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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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早报》2012-01-16 01:41
【本文责编：CFN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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