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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牧]从信仰到信:美国民俗学的民间宗教研究[1]
  作者:彭牧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1-05-31 | 点击数:26788
 

  民俗的最小公分母:零碎而非理性的民间信仰

  事实上,汉德1961年的定义代表了民俗学从学科伊始对于民间信仰的基本观点。在启蒙时代,民俗学学科是作为现代性的一个沉默的他者开始的。[8] 民俗体现着关于非现代也即过去的一幅理想化的浪漫图景:一群人,也即所谓的“民众”,生活在传统的、同质的小社区集体中,几乎毫无个体性。但所有与现代性相反的,注定要被现代化发展所取代。与书面文字相对的是口头传统,与现代制度性、理性宗教(如基督教等)和科学相对的,则是巫术,也就被随之贴上迷信与非理性的标签。民间信仰作为民俗的“最小公分母”,不仅是这种落后的思维方式的典型体现,而且被看成是民众落后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的思想根源。民间信仰作为“民众”这一他者的信仰,从本质上必然是错误而非理性的。而个别的“民”所表达出来的种种想法,则只是“民众”持有的共同信仰的支离破碎的片段,其整体只有依靠民俗学家才能综合与重构出来。

  作为一门关注口头传统的学科,从书面文学研究借鉴来的,以文类(genre)为中心的文本研究方法从民俗学学科开始直到上世纪60年代都占统治地位。为了能把民间信仰放入文类研究模式的既定框架,收集到的民间信仰就被概括、固定、简约成“事项”,体现为话语表达的形式,体现为文本。这段时期中,美国学者搜集的各地民间信仰,大多呈现为条目罗列的方式。每个条目,则仅是对某观念像谚语一样的简短陈述。[9] 例如汉德著名的《北卡来罗纳州的大众信仰和迷信》,对各个条目陈述,就很少提供相关的背景介绍或述及信息提供人,即使有,也不知道他们仅仅是知道这些观念,还是相信它们。这并非当时学者的工作疏漏,而是因为从当时的理论视角看,这些信息对他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只要一个群体被认定为“民众”,一个人的看法就不仅仅是个人观点而是代表了那个群体、那个“民”的群体的信仰。具体的个人对此相信与否根本不重要。如果他/她相信它,这只能证明他/她确实是“民众”的一员;而如果不相信,则表明这些迷信的、非理性的观念甚至在落后的民众中间也要消亡了。

  其实把宗教看成以观点与信念为核心和根本并非民俗学所特有。在西方从启蒙时代开始有关宗教的学术话语中,在区分真正的理性宗教与非理性的迷信时,在区分不同宗教时,呈现为抽象话语形式的宗教信仰与观念始终是最为关键的衡量和比较标准。正如拉德克里夫-布朗所言:“在欧洲国家,特别是宗教改革之后,宗教逐渐被看成主要关乎信仰……而仪式则是信仰的产物。” “基督徒因为教义差异而彼此征战与杀戮的方式体现在现代,就是强调精确地表述与仪式相连的信仰,而非表述仪式本身。”虽然拉德克里夫-布朗很早就认为事实上是“仪式和使其正当化、合理化的信仰作为一个整体共同发展。”[10]但是以基督教为代表的制度性宗教,还是成为了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构建的标准,成为了衡量人类宗教文化的唯一尺度。宗教被区分为信仰观念和仪式实践的二元对立,其中信仰是根基与推动力,具优先性,而仪式实践只是信仰的表达与体现。宗教被等同于教义理念,民间的超自然信仰(supernatural belief)和经验与理性宗教水火不相容,只能归入迷信的范畴。[11]

  不仅如此,与零散片段、不具整体统一性的民间信仰相比,强调制度性、理性宗教具有内在统一性(coherence)也与学者们对于宗教在当代社会中的功能期待有关。著名宗教学者凯瑟琳·贝尔(Catherine Bell)认为,我们理论家认为宗教关键的社会功能是为孤独的现代人提供某种仍具统一性的庇护地,但其实宗教显然已不再能解释宇宙的性质,也不再是道德权威。事实上,“统一性只能在一些人、文本或机构清晰的自我表述中体现出来”,而不是在实际的宗教经验中,“甚至如果你问问那些献身宗教的神职人员,回答也是一样。”[12] 换言之,宗教信仰系统中一性在实际的宗教经验中,“甚至如果你问问那些把供一致性致性所谓的内在统一性,主要源自文本修订与抽象,只存在于提炼、理想化的宗教教义中,而非存在于活态宗教或宗教经验中。

  正是在西方宗教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对宗教做信仰和仪式二分的范式影响下,民俗学者也认为那些可以提炼和固定化的观念,而非民众的实践,才体现了民众的根本心态,因此开始在民间文化中寻找、抽象与构建某种信仰体系。但因为民众不仅很少连贯清晰地表述了这些信仰观念,而且甚至意识不到这些观念,学者们就需要根据他们的所作所为做很多推测、总结,但还是认为他们说出了民众的所思所想。与此同时,民间文化又是同质的,个人的信仰可以代表群体。通过了从行为到思想,从个人到群体这两个层次的抽象和概括,民俗学者最终发现,民众群体的观念信仰总是充满了矛盾而没有统一性就毫不足怪了。但种种矛盾与不一致并没有难倒民俗学家,因为正像人类学家查尔斯·莱斯利(Charles Leslie)所说的“现代社会对于原始文化的兴趣是源于要捕捉人类非理性的全部意义。”[13]民间信仰既然是非理性的,就不用担心其内在的矛盾与不一致。学者们概括总结出的所谓某一民众群体集体持有的民间信仰体系,往往就是各种零碎观点的拼合体。例如民俗学家约翰·梅辛杰(John C. Messenger)对爱尔兰阿伦群岛(Aran Islands)居民著名的民族志描绘,就典型地体现了这种对民间信仰体系化的方法论框架。他的描绘中没有具体的个人细节,只试图努力展示出一幅整齐划一的均质图景。[14]可以说,充满矛盾的、非理性的民间信仰体系实际上也是学者建构的产物,它不存在于任何真实具体的民众个体心中。

  简言之,深受宗教研究基本范式的影响,美国民俗学对民间宗教早期阶段的研究,从文类研究的方法出发,根据只言片语的附着于某些口头文类的言语表述,勾勒群体共有的信仰观念,认为它们是非理性的,不具统一性,体现民众的思维方式。在此背景下,我们会发现约德1974年的新定义有了些根本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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