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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对西羌的描述为，他们没有君臣阶序，没有哪个部落能统领其他部落；部落强大了便分化几个部落，弱小的便加入其他部落。可见其社会阶级边界极为模糊，部落边界也常改变。史籍记载，汉代羌人豪酋所统领的部落人众常在数年间倏然起落，这显示加入或脱离一个部落，也就是跨越部落边界，对本地游牧人群来说是平常的事。相对于匈奴部落“各有分地”，西羌各部落的资源边界常是不安全、不稳定的；野心勃勃的部落随时想突破边界，夺取邻近部落美好的河谷。可以说，西羌牧民的“移动力”，或说突破边界的动机与能力，远大于匈奴牧民——比起匈奴，他们更不尊重政治威权，更不为社会规范所拘(杀人偿死，无它禁令)。他们如此不受“边界”所拘的部族文化，使得东汉帝国将他们移于西北边郡导致羁縻的策略彻底失败；羌人部落到处移动流窜，酿成整个帝国西部州郡残破的大祸。
匈奴以“国家”来维持及扩张其势力所及的资源边界，西羌以“部落”来维持与争夺各个河谷的资源边界。然而游牧人群的“移动力”常造成匈奴国家衰败，或造成西羌部落解体。这样内在各部落人群的“移动力”带来不稳定，也见于乌桓与鲜卑。然而乌桓与鲜卑的“部落联盟”，是一种容许某种程度“移动”(加入或迁出)的组织。部落联盟在空间上移动(由北往南或往西迁)以追求更有利的资源情境，并纳入新盟友(草原游牧者或华夏边缘农民)。因资源空间及成员的改变，其部落联盟也常随之转变为草原国家，或成为统治华北的华夏式政权。以上几种“移动”，使得乌桓、鲜卑成为最成功的边界穿越者。
抉择
历史告诉我们，汉帝国如何出塞北伐匈奴，匈奴单于如何率众南侵；历史也告诉我们，西羌先零、烧当等部落的兴衰以及羌人大豪迷唐等势力之起落。这些历史叙事中的“国”、“种落”、“匈奴”、“鲜卑”等群体符号，以及“英雄”符号如汉武帝、檀石槐等，以及英雄从事的战争与南匈奴附于汉帝国等事件，构成我们的历史知识。这样的知识所忽略的是，许多的个人与小社群在社会情境中的行动抉择。他们不是“匈奴”、“鲜卑”，也不是“英雄”，其所为常被历史忽略.然而他们的行动抉择却常造成历史变迁。
我们若暂且抛开那些国家、民族、部落、英雄，回顾前面几章的历史，那是“人”的抉择，让李陵、贰师与汉富室奴仆投入匈奴，让匈奴南侵兵团中不断有个人、部落投入汉帝国之中，让一个约十户的西羌牧团自行决定该与汉军作战或投降，让十余万帐的匈奴牧民变成鲜卑，让檀石槐引进渔业来弥补农牧生产之不足，让俺答汗接纳汉人逃兵、难民在土默特行农垦。
这许多人的抉择突破种种“边界”，使得“边界”成为“边缘”。边缘，指的是一种人群认同与文化边界模糊的情境。边界模糊，反使得人群认同与区分在此变得十分重要，因而与认同相关的历史与文化受人们争议、夸耀、攀附、模仿。便在如此的边缘情境中，人于长城的部分鲜卑贵族自称“炎帝”之裔，北朝时的华夏士族学鲜卑语及弹琵琶，出身西羌的后秦君长自称黄帝子孙并崇尚孝道，出于鲜卑的北魏孝文帝在族人中行华夏化政策。便是亲近人群间的相互歧视、夸耀与模仿，在北族与华夏之生活与文化交融中，华夏的族群边界发生变迁——结合黄帝与炎帝的“炎黄子孙”概念在魏晋到隋唐间逐渐萌芽。但它并未完全取代“黄帝之裔”概念；直到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之兴时，“黄帝后裔”与“炎黄子孙”两个概念仍并存而不悖。这两个概念内涵有别——前者代表“边界”明确的华夏认同，后者是较能包容“边缘”的华夏认同。
不是所有的人或人群都有同等的抉择以跨越边界的能力。在许多情形下，如前所言，社会群体组织、制度让人们困于边界之中，而对自身命运缺乏抉择能力。社会威权、奖惩、规训，都让人们畏惧、屈服而难作突破边界的抉择。但更普遍的是接受社会所建构的神话、宗教、历史知识、道德规范、舆论，等等，人们因此安然处于种种社会边界内；信仰与知识将现实变得理所当然，人们也因此安于自己的宿命。
以此而言，我们对北亚游牧人群与汉帝国互动的历史可有一种新理解。这并非一个孰胜孰负的历史，也非一个狼与龙争的历史。而是，被隔绝于华夏资源边界外人群集结为种种政治群体，以分享、竞争本地资源，或尝试突破华夏资源边界。游牧经济中的“移动力”，让他们得有卓越的战力。然而毕竟，游牧经济中的要素“移动”配合着“抉择”，每一个基本游牧群体都需对“移动”自作抉择。匈奴国家——国家组织其内部阶序——严重妨碍基本游牧群体在其日常游牧生计中对“移动”自作抉择的能力。终于各个游牧群体的“移动”与“抉择”造成匈奴内部分裂。
西羌不同于匈奴，一个相当小的牧团对其与汉帝国间的战与和都能自行抉择，因此所有应付汉军的部落结盟都是短暂、不稳定的。汉军很容易打败这样的羌人部落联盟，但汉军的“胜利”并不能让羌人降服与归顺。因为汉军只是打败了迷唐、滇零等羌人豪酋，但许多部落、牧团与这些豪酋间的关系只是暂时性的依附；他们可以选择离去，加入另一个部落联盟，再投入另一场战争。因此这是一场没有胜负的战争。汉帝国将许多羌人部落移人关陇，也就是企图以华夏帝国内既有的层层“边界”将羌人约束在帝国秩序之中。然而最终，羌人的“移动”与“抉择”反而瓦解帝国西北疆一切的边界与秩序。
乌桓在东汉以后在中国文献典籍之中销声匿迹，唐代的鲜卑士族多成为炎黄子孙。一般认为，其“民族”被汉化而人于华夏。然而从另一角度，在长程历史上，乌桓、鲜卑一波波南迁、西迁，其部落联盟也不断纳入新成员，并因此改变其社会本质。以现代话语来说，不坚守乡土、民族与文化等“边界”，让他们有能力跨越长城、渗透草原，打破胡汉之间以及草原之胡与东胡之间的边界，并在魏晋至隋唐时为华北社会注入新血。
虽然，如本书第六章所言，东汉以后蒙古草原、西北高原河谷、森林草原各游牧人群的经济生态、社会组织以及其与中原帝国的往来互动，皆大致循着汉代至魏晋600余年所经历及所缔造的“模式”。但若我们注意“社会结构”与“历史发展模式”中细微的符号变化，也就是构成社会、造就历史的“人”之情感、意图与其行动抉择，我们可以发现，也可以理解，到了明清时期所有中原北方游牧与定居人群的边界都已成为模糊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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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经济史论坛 2009-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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