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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关于记忆，在德里达式的理解中，其真伪的辨析已不再重要，至少不具有关键性。正如我们通过记忆来呼唤“鲁迅”，我们试图唤起的不是专名之后的肉身，而是其意义和价值。同样，当文学以记忆的名义展开时，我们同样不必拘泥于对记忆现场的复原(尽管有的作家竭力地试图作这样的复原)，而应当留意记忆所提供的某种价值和意义。毕竟，通过阅读《史记》，我们理解了“鸿门宴”的历史意义，明白了项、刘等人的性格品质及其高低不一的历史价值。对于作家来说，幼年间扑入眼帘的世界图景，多少还只是一些无机的存在，尤其是那些无意中漠然的目击或日常中不以为意的熟视：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栏，高大的皂荚，紫红的桑椹；一条道路、一条河流、一条雨后的彩虹、一首有始无终的民歌以及枫杨、刺青和门楣上的子弹。这些无机的存在，在日后对记忆的追述中被唤起，纷纷进入某个构建意义的序列之中，成为有机的存在。在谈到《许三观卖血记》时，余华说：“作者在这里虚构的只有两个人的历史，而试图唤起更多人的记忆。”也就是说，历史可以虚构，而目的在于唤起记忆。这个被唤起的记忆，其价值或意义，同样也可以用余华的一句话作一个通俗的释义：“写作和阅读其实都是在敲响回忆之门，或者说都是为了再活一次。”由此，文学与记忆，才进入了一个有价值的关系之中。
记忆涉及民族伦理与人类道德
1986年，余华在海盐的一间陋室里完成了《一九八六》的写作。1986年，是被如今更多的人所见证过的历史时刻。但《一九八六》在精神指向上，却完全是回溯式的。发生在1986年的一个偶然事件，被寓言式地理解成以刑罚为标志的民族文化记忆和以“文革”为标志的国家集体记忆，以及以“看杀”为形式的现代文学记忆。尽管这个小说是回溯式的，但它揭示了一个深刻的秘密：一旦我们的记忆丧失警惕，“恶”就会以隐秘的基因编码代代遗传。即使它不是以人山旗海的形式出现，也会在街头一角血腥上演；它既会在希特勒的队伍里涌动，也会在斯大林的阵营里翻腾；最后，它也不会在1986年终止，谁又能说《一九八六》仅仅是回溯而不是预言呢?
顾城很早就吟咏过：昨天，像黑色的蛇。这条蛇，蜷在一角，僵了，冷了，死了，但某一天它却一定会复活，就在你渐渐忘却它的存在的时候。人，总是那样健忘。有多少人，已对我们曾遭受过的外侮心怀淡漠，对极权铁律下的死去活来印象迢遥。我们的历史因此容易陷入危机。记忆，在这个时候其实还是一个涉及民族伦理与人类道德的机能。读一读鲁迅的《为了忘却的记念》，就会更深刻地体会到其中的伦理与道德。当我们的文学基于这样的伦理与道德，为我们唤起了记忆的价值和意义，我们就有信心用我们的记忆去抵抗即将颓败的历史。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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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0-3-9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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