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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族群记忆：民族历史的见证和 “自我”身份的认同
在现代文化语境中，每一个民族总是用自己特有书面文本、口头文本、仪式等印证本民族的历史，以防在强势文化的侵蚀下发生“失忆”和“失语”，实现民族“自我”认同。如果一个民族有着特殊的历史而且失去了记述本民族历史的书面材料，见证民族历史就显得非常的艰难，民族志的书写只能凭借在民间流传的口头文本。作为口头文本的形式之一的民间故事一旦产生,“故事与媒介物都将从选择性与偶然性中脱颖而出，进入到该族群共同的社会记忆和价值认同中，并得以代代传承，相沿成习。尤其是对于无文字的民族和族群，故事无疑是一种经典的族群记忆形式。”[10]显然，长期经历了“无字”历史的裕固族，在民族内部口头传承的民间故事成了讲述民族历史，加深族群记忆，增加价值认同的一个重要“筹码”。因此，裕固族民间故事在流传过程中告诉人们本民族有过怎样的昨天，演绎着民族的历史，使族群内部的全体成员铭记在心。通过丰富的民间故事，裕固族人对民族历史有了一定的认识，不断地加强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民族“自我”意识。
美国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在《乡民社会与文化》中提到“大传统”和“小传统”。前一种传统是指主流/官方的文化传统，后一种传统是乡民社会中有一定的影响力的民间的文化传统。所谓的“小传统”经常渗入一个族群的社会空间中，以公开或者隐蔽的形式影响着族群内部所有民众的思想、行为和生活。这种“小传统”在民间占有绝对的优势，而且在越是土著的民族和族群当中保留得越是完整，当代民族文化的消失在某种意义上是在民间流行的“小传统”的涵化和变异。主流的书面历史对于有些民族来说，显示出一片苍白或者无关重要，其背后潜藏的“民间历史”对这个民族才更有意义。体现一个民族/族群 “小传统”的“民间历史”，充当着一个民族(特别是一个土著的民族)的历史见证者，其中包括了仪式、信仰、口头文本等，它的主要功能是唤起全民族的“共同记忆”。
“‘族群认同’或‘民族认同’(ethnic identity)，实际上就是基于族群‘集体记忆’或‘共同记忆’(shared memories)之上的族群中的个体对族群共同体的归属认知和情感依附。”[11]通过一定的民族仪式或者特定场域内的文化展演，使一个族群内的全体成员在“集体记忆”的基础上，对自己的历史有着更为清楚地认识，增强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意识。口头文本的主要的意义就在于证实一个民族的存在，阐述和建构一个民族的历史，因此，民族历史、宗教情怀、地域文化等都相应地进入了口头文本之中。在中国历史上形成的农耕社会和游牧社会交互的文化格局中，生活在北方的少数民族大多选择的是后者，裕固族也毫不例外地生活在游牧文化之中，迁徙、战争、出猎、部落生活等构成了裕固族人“共同记忆”的链条。不管正统的书面历史如何记载和专业的史学家怎样考证，在裕固族中达成一种共识：裕固族先民经过多次的迁移之后，才在祁连山区繁衍生息。可以说裕固族“西至哈志”的故事多少年一直成为裕固族人见证自己历史的一个“信号”，故事的不断流传反复地告知人们，裕固族并非是河西走廊的“土著民”，也不是周边的其他民族(诸如藏族、蒙古族等)的支系，而是一个来自远方的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故事在讲述艰辛的迁徙生活的背后，浮现的是裕固族人在民族集体记忆中实现自我“身份”认同的强烈意愿。
过着游牧生活的裕固族，部落生活及其部落之间战争也成了民族生活的一个主题。裕固族对主要生存来源——草场的争夺和由于食物资源稀缺造成的部落之间的掠夺，使裕固族部落之间的战争频繁出现。长期的战争带来的是英雄崇拜，这几乎是世界上所有游牧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在裕固族民间故事中存在一个“英雄故事丛”，各种类型的英雄出现在这个“故事丛结”之中，像《盖赛尔的故事》[12]、《阿兰木汗的传说》[13]、《聪明机智的尧乎尔格斯》[14]、《英勇善战的巴特尔》[15]、《裕固族的最后一个大头目》[16]、《杨安续录的故事》[17]等，这些故事向族群内部叙说和族群外部展示，裕固族的历史是一部悲壮的历史，裕固族是一个充满英雄色彩的民族。在与“他者”的激烈的角逐中，裕固族人以自己的英勇机智证实“自我”在历史中的“坐标”。“部落”和“汗王”是裕固族英雄故事中的两个关键词，也是裕固族历史的逼真写照。作为游牧民族，狩猎也是裕固族人的一项重要活动。出猎的奇遇也就出现在民族故事之中，诸如《苏克尔与奇纪》[18]、《玛哈木王子狩猎记》[19]等，这些故事最起码证明裕固族经历过狩猎生活，是民族生活的一个文化印记。
宗教信仰的历程也是一个民族历史的反映，裕固族民间流传的宗教故事是对其宗教信仰的“言说”。毫无疑问，对萨满教和藏传佛教的信仰是裕固族人宗教信仰的两个阶段，因为萨满教在历史上是北方各民族普遍信仰的宗教，信仰藏传佛教又是裕固族宗教信仰的现实。关于宗教信仰的口头演绎，同样是印证民族历史，实现自我认同的一个重要手段。裕固族有关萨满教信仰的故事，像《哈么·嘎阿亚的故事》[20]、《汗王的四个萨满》[21]等，通过对萨满教信仰的强调来实现自己远古历史的追忆；而在《卧龙达坂》的开头就提及在远古时代的尧乎尔信仰萨满教。[22]在裕固族民间故事中有对宗教信仰改变的“口头书写”，《西藏取经》中因为在瘟疫降临时“也赫哲”(相当于巫师)祭“点格尔汗”(祭天)多次失灵之后，裕固族头目才派使者去西藏取经，然后放弃萨满教开始信仰喇嘛教。[23]如果宗教信仰在一个民族的生活中占据者重要地位，显然这个民族会把宗教信仰的历程看作是自己历史的一个部分，对宗教信仰的历程的追溯，就是对民族历史的认同。
因为一个民族/族群生活在一定地域之中，在口头文本中对地域文化特色的突显，意味着他们强调自己的族群意识。在许多民族的口头文本中，地域文化占有相当的比重，裕固族民间故事也不例外，雪山、草原、湖泊、雄鹰、神马……在口头文本中频繁出现。在河西走廊祁连山麓过着游牧生活的裕固族人，把自己的足迹留在雪山脚下，辽阔的草原和清澈明净的湖泊养育了多少代裕固族人，这些都以民族集体经验的形式出现在裕固族民间故事中，结集成民族情结。这些地域文化特色每当被“讲述者”提及时，来自心灵深处的一种民族认同感涌现在 “听众”的心头。
一般情况下，能够唤起一个民族历史记忆的是该民族的“文化基因”，也正是这些“文化基因”鉴定着一个民族的历史，实现他们的族群认同。对“文化基因”的感知意味着实现民族历史的“重温”和加深族群认同意识的努力。“任何族群离开文化都不能存在,族群认同总是通过一系列的文化要素表现出来,族群认同是以文化认同为基础的,因此,这些文化要素基本上等同于族群构成过程中的客观要素。”[24]口头文本在一个民族中盛行的时代，民族的“文化基因”是“文本”的主体，因此，口头文本成了一个民族/族群历史记忆与身份认同的主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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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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