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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义]《论语》还原初探
  作者:杨义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0-01-02 | 点击数:21255
 

  服丧编纂的秘密

  关于《论语》编集成书,汉以降两千年间屡有探求,歧见纷出。考察诸说,有两度集中编纂,这关乎此书的意义结构,不可不辨。最初的汇编当在孔子初逝,弟子在泗上庐墓服丧三年之际。哀戚追思,自然会忆谈先师的音容笑貌,弟子或其随从的后学记录在编,以存夫子之道。唐陆德明《经典释文》说:“夫子既终,微言已绝,弟子恐离居以后各生异见而圣言永灭,故相与论撰,因时贤及古明王之语,合成一法,谓之《论语》。”至于编订者,陆氏引东汉郑玄语,把传说中的“子夏六十四人”限定为“仲弓、子游、子夏等人”[6]。郑玄首列仲弓,甚有深意。孔子虽说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但给后世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四科十哲”之说。《先进篇》如此排列四科十哲:“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十哲均称字,显然不是孔子语言习惯。十哲的资格,颜渊、闵子骞、子贡,实至名归,宰我却屡受孔子批评。冉有、季路除了顺序应该调整外,本来也没有问题。问题在于依次为鲁国季氏宰的季路、仲弓、冉有三人,两人列于政事科,唯独仲弓归入德行科。德行是孔门最崇尚的科目,是道统传承之所依,这里却出现了冉氏家族的两人,冉伯牛是仲弓的父辈,先秦文献对其德行没有其他记载,只记孔子痛惜他患麻风恶疾而死。仲弓曾任季氏宰,当然不乏实力,但是《论语》记孔子称赞他“雍也,可使南面”,似乎不是主张非礼勿言、过犹不及的夫子之言。而且德行科四哲,此时冉伯牛、颜渊已死,闵子骞年高不仕,也不会留在泗上庐墓了。德行科只有仲弓“一枝独秀”,宛然成为传道统的不可替代的人物了。论才学、子游、子夏列于文学科是相称的,但他们当时还是三十岁左右的晚辈。同辈中的曾参在其后的道统传承中的重要性,不在他们之下,却没有列入十哲,而在同一《先进篇》中,反落下“参也鲁”的话柄,這是很不公平的。“十哲无曾”与“德行存弓”,都是《论语》研究中必须面对的公案。仲弓在《荀子》中与孔子并列为“大儒”、“圣人”,称说:“今夫仁人也将何务哉?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并对“子思唱之,孟轲和之”的另一道统进行猛烈的非议[7]。这样,从仲弓、子夏→荀子→秦、汉之学的学统,就浮现出来了。或如清人汪中所言:“(《荀子》之)《非相》、《非十二子》、《儒效》三篇,每以仲尼、子弓并称。子弓之为仲弓,犹子路之为季路。知荀卿之学,实出子夏、仲弓也。”[8]由此可知,孔门“四科十哲”之说,是或隐或显地透露了仲弓编书的某些信息的。也许有感于此,《孟子·公孙丑上》称说“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9],惟独在德行科中删落仲弓,也是别有深意的。

  然而服丧追思编录,也有其不容抹煞的好处,就是时间切近,情境宛然。尤其是不少情境中的与闻者犹在,好话坏话难以回避和忌讳,往往要如实录编。这就形成了《论语》许多章节,记人记言颇能见性见情、有血有肉、口吻逼真、不及文饰的特点。比如宰予虽然名列十哲,他好白天睡觉,就被孔子指斥为“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公冶长篇》)。冉有也名列十哲,他为季氏宰而帮助主人聚敛,就引起孔子的愤慨:“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先进篇》)樊迟请学稼、学圃、孔子等他走后,非议说:“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按诸情境,这些话在当时都不只一人与闻,因而只能忠实记录。

  更难能可贵的是对孔子最切近的文武二弟子颜回、子路的记载。因为他们先孔子而逝,未能参与《论语》的编集,又未及招收弟子,倘若迁延时日,对他们言行的记忆就会音影模糊了。据统计,《论语》中孔门弟子出现次数最多的,依次是子路(四十二次)、子贡(三十八次)、颜回(二十一次)。子贡庐墓六年,获得他提供的材料自属近水楼台,子路、颜回出现得多,纯然由于他们的重要和对他们怀念的深切。颜回是孔子视之犹子的接班人,他的好学、亲仁、安贫、复礼,都深得夫子之心。“贤哉回也!一簟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篇》)这一声声“回也”的呼唤,赞许中渗透着爱抚,重复遣词的方法也给人难忘的印象。如果对照着孔子自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篇》)那么一种安贫乐道的精神契合,展现为一种布衣仁者的“孔颜乐处”。孔子不可能不感受到他的弟子中潜在的派别分歧,他想用树立颜回的典范形象的方法使自己身后能有一个掌门人,对于这一点,聪明绝顶的子贡早已心领神会,当孔子问他与颜回谁更强些,他对答:“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公冶长篇》)正因为培养接班人的功夫已经非常到家,所以年少30岁的颜回早死,垂暮的孔子恸哭呼天:“噫!天丧予!天丧予!”(《先进篇》)向来相信天未丧斯文的孔子,竟然因颜回之死而哭诉天要自己的、而不是那个简单的贤才的老命。如此情境的展现,说明孔子并非只是为痛失贤才而哭,而是为自己的道统和宗门的承传而哭。

  由于材料搜集及时,《论语》记述人物个性,以子路最为鲜活。子路是个野人,刚直好勇,帽子佩饰都以雄鸡、公猪作标志,曾对孔子动粗施暴。孔子设礼诱导他,使他投靠孔门,穿起儒服当弟子。他对孔子是直肠子,孔子想参与公山弗扰反叛鲁国卿大夫的事件,子路满脸不高兴说,无处去也就罢了,何必参与此事,逼得孔子只好辩解为要借机在东方实行周道。晋国中牟宰佛肸反叛赵简子,孔子也想应召参与。子路这次不是用野人的话,而是引用孔子的话,指责老师言行不一,害得孔子只好解释自己的品行不会磨损和染黑,还说出了藏在内心深处的“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的失落感(《阳货篇》)。为了追回这份失落,孔子不得已会见以寡小君预国政的卫灵公夫人南子。《雍也篇》说:“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指天发誓,以辩解自己行为没有越礼,这似乎有损师道尊严。对于如此粗直的弟子因材施教,孔子比较喜欢采取始扬之,使之就范;再抑之,使之知短的方法。比如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对老师的信任洋洋得意,孔子却说:“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公冶长篇》)又如孔子称赞:“穿着破丝袍和穿狐貉裘的人并立,而不觉羞愧的,大概只有子路吧。”并引“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来形容他。子路高兴得老是咏诵这两句诗,孔子说只是这个样子,“何足以臧”?(《子罕篇》)。《阳货篇》还记载:“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子路本想让老师赞扬自己的长处,老师却直揭其短。应该说,他们师弟子之间是坦诚相待的,并无谄与伪。甚至在讨论“为政奚先,必也正名”之时,子路讽刺老师“迂”,孔子驳斥弟子“野”(《子路篇》),都可谓开诚布公,不失是性情中人。但是“野”不胜“迂”,子路毕竟被教化得有点“迂”了。卫国发生政变时,白发苍苍的他抱着“食其食者不避其难”的信条返回危城,被对手击断冠缨时,宣称“君子死而冠不免”,结缨而死。[10]当年戴雄鸡冠逞豪强的少年野人,成了整冠而死难的士大夫了。这里参用了史籍材料,仅自《论语》而言,它最初的一批材料毕竟带有原始性,叶落即拾,未失泥土气息,传达人物,有时优劣互见,声口毕现,尚少一登庙堂,顿失天然之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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