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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的口传文化渊源
现代传播学的大师麦克卢汉说：如果“学”是口传性质的，那么“教”就更是如此了(If learning was oral， teaching was even more so.)。(3)麦克卢汉作为上个世纪里辨析口传文化与书写文化的理论先驱，其学术影响不仅在于传播学本身，而且也在整个人文、文化研究领域激起深刻的反思。美国学者费思克等编撰的《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词典》就单列出“口述”的概念，并做了以下解释：
口述(orality)，言说(speech)所具有的特征；某种以言说凌驾于其他种表意形式为基本特征的文化。与书写文化相反，口述一般是指某种文化的生活内容中那些致力于口头语言资源的方面。这些方面可能包含组织思想(神话)或者(知识(魔法)的种种正式方法。也可能同确定意义与传播意义的修辞系统及其他系统关联。(4)
认为在社会意识与个体意识层面上，口述文化完全不同于书写文化的思想同马歇尔·麦克卢汉相关。对思想和口述化系统进行分析多年来一直吸引着社会人类学家，对此，列维·斯特劳斯的着述或许做出最佳阐释，其结构主义方法对西方有关“原始”神话的思考产生革命性影响，他把这些神话作为适合口述社会的某种理性化形式进行分析。
口述文化与书写文化的“完全不同”是我们重新考察儒家第一“经书”的前提。在我们这个具有数千年学术传统的国度里，几乎所有知识人的一切努力都围绕着书写文本这个中心，而且将最早得到书写记录下来的东西奉为神圣之“经”。让历代所有读书求仕之人的政治前程，和从识字(小学)到读经解经的(大学)唯一途径必然的联系到一起。这样的严重的偏执根本不可能发生在任何无文字社会的传统中。正因为有了书写文化对“学”的重新定义和划分，将读写能力成为判断有无“学”的第一标准，才成立了后来的“小学”这样的概念；以及在读写能力基础上的“大学”。《汉书.艺文志》云：“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这样的看法已经把造字的结构原则方面的知识看成一切学问知识之入门和基础，“小学”就这样在汉代以后的书写文化中成为“文字学”的代称。“学”在远古乃至春秋时期的本来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
今考周代金文，《大盂鼎》上已经使用了“小学”的说法，所指当然不会是汉代以后所理解的文字训诂之学。其辞云：“余隹(唯)即朕小学。”意思是我要来到我的小学。这里的小学指学习的地方，如《礼记·王制》所云：“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小学与大学相对而言，都是天子级别的最高政权设立的官方学习教育机关。那么当时的官办小学里究竟都学习什么内容呢?有迹象表明，那里所学显然不仅限于后代的认字和写字。而是在相当程度上延续和继承了久远的口传文化的学习方式与学习内容。
《大戴礼》云：及太子少长，知妃色，则入于小学。小者，所学之宫也。(卢注云：“古者太子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也。”
《学礼》曰：“帝入东学，上亲而贵仁，则亲疏有序，如恩相及矣。帝入南学，上齿而贵信，则长幼有差，如民不诬矣。帝入西学，上贤而贵德，则圣者在位，而功不匮矣。帝入北学，上贵而尊爵，则贵贱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学，承师问道，退习而端于太傅，太傅罚其不则而达其不及，则德智长而理道得矣。”(卢注云：“成王年十五，亦入诸学，观礼布政，故引天子之礼以言之。四学者，东序、瞽宗、虞庠及四郊之学也。春气温养，故上亲；夏物盛，小大殊，故上齿，秋物成实，故贵德；冬时物藏于地，唯象于天半见也，故上爵也。成王学并与正三公也。……”)(5)
我们从四学之一的“瞽宗”这个专名，就完全清楚的看到在口传传统中扮演最重要的信息记忆与传播职能的“盲人”，在早期书写文明的宫廷教育中依然余威不减。说白了，瞽指瞎眼人(《辞海》)；瞽宗作为殷代以来的学校代称，指的是瞎眼的老师教学的地方。如果“学”的过程与瞽宗这样的盲人联系在一起，那么就可以肯定这样的场合排除了学习文字与书写的可能性。(6)正像人们不能指望向盲诗人荷马的传唱方式学习希腊文写作一样。
对于上述《大戴礼》所记周代朝廷的小学大学制度，清儒孙诒让《大戴礼记斟补》又有进一步的辨析，使我们从中更加明确意识到其与远古口传文化教学传统的渊源承继关系：
孔云：《汉书》、《新书》学上无小字，小者作学者，宫作官。案：官字较为近古，王念孙亦从《汉书》、《贾子》校谓宫、官亦字之误。今考宫字亦可通，《周礼·大可乐》郑注说成均云：《文王世子》云“于成均以及取爵于上尊”也，则周人立此学之宫，是学官亦可称宫，似不必定从《汉书》、《贾子》改官也。(7)
如此看来，太子所学之宫或官，也就是学习压韵的诗歌传唱或背诵的地方。因为“成均”就是“成韵”的意思。口头语言的传播信息方式最讲究的就是压韵。压韵才能琅琅上口，把机械的内容记忆变成生理上的条件反射式的唱或诵。这样的口头训练功夫也就是以重复为基本特色的“习”的意思。按照《礼记·文王世子》郑玄注引董仲舒的说法：“五帝名大学曰成均。”这个名称显然可以上溯到汉字发生以前的往古时代了。那时如果有大学，肯定也是由类似瞽宗的盲人导师和音乐家为礼仪核心的。书写文明虽然早已用识字和读经代替了史前的记诵歌咏之学，但是这语词化石一般的大学之名却依然在沿用和复兴。《新唐书·百官志三》：“垂拱元年，改国子监曰成均监。”如今，比我们国家更加尊崇传统的韩国倒是依旧保留着“成均馆”这样的古老名称。
从商代传下来的官学瞽宗和周代的成均，到春秋时期的孔门私学，似乎都验证了上古教学体制不围绕书写文字，而是围绕着口头传统。《论语·先进篇》中有如下一段记载，似乎超越时空地回应了麦克卢汉关于“学”的口传性质说。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
“社稷”是我国古人祭祀土地神和谷神的礼仪系统。用人类学的术语表示，就是所谓仪式。祭祀社稷，不论从国家的层面上看，还是从民间的层面上看，都是中华农耕文化传统中最核心最重要的仪式活动。如果说儒家创始人的“学”并不专注于读书的话，那么其所专注的礼乐教化也就从上面的说法中凸显出来了。作为口传文化的主要教育方式，口授与记诵当然是最基本的。我们如果仔细考察《论语》中所讲的“学”与“习”方式，与读书识字并不是一回事，其实最接近于口授与记诵。既然明眼人都可以从子路的上述话语中发现“读书”与“佞者”之间的可能联系，那么口传的学习与读书的学习就不只是信息传播的方式上的差异了，这里面当然也潜含着道德上的价值判断，表露着好恶取舍上的明显的倾向性。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学”和“诲人”既然都是要以“讲”和“问”为手段的，那么只要礼乐的仪式行为不结束，教学的活动也就伴随着礼仪活动而不厌不倦地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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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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