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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在文化间语境中Held世代生成时间经验现象学的局限性及其克服
如果说在《世代生成的时间经验》一文中，Held主要只是局限在西方文化自身内部来进行一个时间经验之世代生成性的现象学考察，以及由此出发而来揭示家庭生活对于构成那来自古老希腊的自由民主政治的伦理基础的奠基性地位的话，那么，在《多文化和民主的伦理》中，他则进一步尝试把这种居家的世代生成的时间性经验解释为不同文化传统的不同伦理的共同基础和源头，从而为当前世界文化的多元性与政治民主化的单一趋势之间的紧张关系寻找一条解决途径：“也就是说，存在着一种关于人性尊严的非主体主义意识，而具有居所(Oikos)基本经验的一切文化的成员都是能理解这种意识的。”[13]
限于本文有限的论域范围，让我们暂且搁置如下问题：即使世代生成的时间性经验以及养成于其中的畏怯的伦理——此养成的过程正如Held所揭示的那样，是从 Scham(羞耻)到Scheu(畏怯)——共同存在于所有以家庭和居住为基本生活样态的文化之中，但是，是否这一畏怯的伦理必然导致或者应该导向单一模式的自由民主政治?我们暂且不讨论上述问题;因为我们发现还有更为根本性的问题值得和要求我们必须首先予以讨论，那便是：即使在所谓世代生成的时间经验本身之中，在此种经验的获得和感受方式本身之中，是不是早就已经蕴含了文化的差异?这一问题如果不先行得到考察，那么基于“共同的世代生成时间经验”之上的所谓跨文化的伦理和普遍民主政治就会显得游谈无根了。
但是引人深思的事实是：这个如此重要的问题却并没有在Held的世代生成的时间经验现象学中构成问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Held关于世代生成的时间经验的现象学方法本身似乎是缺乏世代生成性之时间维度的。首先，就其世代生成的时间现象学的内容而言，当他对时间经验的世代生成性进行现象学的观察和描述的时候，他所观察和描述的现象诚然是世代生成的时间现象，但是这些现象仍然只不过是在日常的(t?glich)或者度日的(ephemer)生活时间和场景中所显现出来的世代时间现象。诚然，一切世代生成的时间经验必须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但是，如果只局限于对日常生活中的世代生成时间经验进行现象学描述的话，那么就会忽视世代生成时间经验本身的世代生成性，也就是说，似乎世代时间经验的养成不是在一个世代相叠的历史性经验世界之中，而只是在一个“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经验之中。因此之故，下述一些重要问题就根本未能进入Held的世代生成时间经验的现象学视域之中：即，在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世代中是否有着不同情调的世代时间性概念?而这些不同的世代时间性概念又如何影响了不同文化和世代中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对时间之世代性的感受?因此，第二点，就Held世代生成时间经验现象学的方法和论述方式而言，由上一点而来就决定了：他的世代生成的时间经验现象学是“纯粹意义上的现象学”，而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解释学或者经典传释学。这种纯粹的现象学方法虽然在进行日常生活时间现象的观察和分析方面有着无与伦比的锐利优势，但是，从一种畏怯的Ethos态度出发，我们发现它的容量还不够弘阔，不足以容与地应和那来自深远的世代时间性深处的厚重的大地之音。在这种大地之音的调谐之下，一切时间的现象学必将把自身舞蹈成某种伦理─政治的现象学─解释学。
文化以及诸文化之间差异的养成在一种根本的意义上必须依赖时间经验的世代性，这正如Held在《世代生成的时间经验》一文中所精辟地指出过的那样：“只有当人的生命整体处在世代生成的序列之中时，人才能在严格的意义上有所‘叙述’。”[14]然而，另一方面，Held似乎忽视了世代生成的时间经验本身又受制于不同文化和不同世代中对时间之世代性的叙述。这是一个解释学循环，这个循环客观地要求一种解释学的圆舞技艺以应和其圆圈式的问题结构形式，与之取得恰当的调谐。
文化对于世代时间经验之养成以及对于世代时间概念内涵之规定性的影响，可以见之于一个最为直接和切近的例子，那便是对时间的“世代性”这个概念本身的理解。 Generativit?t，为什么这个词在Held的时间现象学中总是同时兼备“世代性”和“生成、诞生性”两个含义?为什么当Held从时间经验的世代性出发而现象学地思考政治─哲学问题的时候，每每同时注重阿伦特式的新一代诞生的经验而不是其他的比如说上一辈人的死亡经验——因为后者显然也是世代时间经验中同等重要的另外一端?似乎对于他来说，“世代”与“诞生”就是同一个词?确实，在西方语言传统里，世代(Generation)本来就是来源于诞生(gen─)这个希腊词根。
但是，来源于希腊词语的这种对世代时间经验和概念的叙述方式——这种方式无形中使得世代和诞生这两个含义紧紧地绞在一起，使得那些生活在此种特殊文化中以此种特殊叙述方式才能进行思考的人难以把这两个意思区分开来，因为他们缺乏合适的词语——在有助于揭示世代时间经验的某些方面的同时，却也助成了对时间之世代性经验和概念的另外某些方面的遮蔽?Held曾正确而深刻地批评过海德格尔“向死而生”的本真时间性概念的非─世代生成性，但是对于Held来说，不可避免的是：在正确地引入时间的世代性的同时——对于一个只能运用Generalit?t这个印欧词语才能思考世代性问题的非─解释学思想者来说，这同时也将意味着对“生成性”的引入——他又不恰当地忽视了那对于海德格尔时间概念来说至关重要的死亡一维。处身于海德格尔和Held之间，思考和阐明死亡——这里尤指上一辈人的死亡——对于世代时间经验以及由之而来对于家庭、伦理和政治的意义，这是我们作为深深浸润于“慎终追远”的“孝 ”文化之中的汉语思想者的不可推卸的使命。在这篇文章的后半部分，我们将具体进行这个尝试。鉴于儒家经典及其文本阐释本身的世代传承性或世代时间性，我们的尝试将不是单纯现象学式的描述和分析，而是结合历代对于“慎终追远，民德归厚”这一句儒家经典的阐释，在对这些历代阐释的解释学梳理中，在一种世代时间经验本身中世代性地展开这一句经典的世代性，从而为汉语文化中的家庭、伦理、政治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找到一条探入敞开空间的小径。虽然我们的阐释对象只不过是寥寥数字的一句话，但是我们的现象学─解释学小径将不得不行进在历代文本的茂密丛林之中。这不是多产的祖先世代强加给当今汉语思想者的负累，而是他的自豪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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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现象学网 2006-01-10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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