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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术研究职业化
所谓学术职业化，是将学术研究作为一种谋生的社会职业，学术研究者成为职业学者。在古代中国，读书人从事学术研究，或多或少都是以一种官吏等职业身份进行的，并非纯粹地将学术研究作为谋生的职业，因为当时的经济条件难以保障其作为一种职业的生存。为官、为师，乃古代读书人生存之职业特征。
随着清末民初现代学术教育体制的建立、科学家群体的形成、专门科研机构的创建、科研成就的取得与科学交流系统的建成，近代学者的社会职业角色开始形成，学术研究逐渐呈现一种职业化趋向，不仅出现了以知识生产和传授为谋生手段的社会职业，而且这种学术研究职业为一定的制度所保障。学术职业化是现代学术体制的重要特征。
学术研究职业化之所以可能，是由于大学、研究所、图书馆、杂志社、出版社、报馆等近代新学术设施的建立，为知识人从事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播提供了制度性保障。这些近代新学术体制下的学术设施，不仅使近代知识人有了容身之地和生存空间，而且使学术研究成为一种社会职业。知识人以教授、编辑、研究员、图书馆员等职业身份，成为近代学术研究的承担者。传统读书人除了作教师外，多数人走着科举———做官的道路。知识的多样性造成了职业的多样化。知识人的职业化，意味着知识的专业化。新知识开始远离政治，致力于本专业的知识生产（学术研究）和知识传播（教书育人），并在日益强化的经济贫困和地位贬值中，清贫自守。这样的社会职业，使其保持了与政治必要的独立，同时，也迫使他们为生存而谋划。故知识人将大学教授、专家及编辑等作为“稻粱谋”之职业，在追求学术独立之同时，亦追求经济上的利益。
学术研究职业化后，知识人追求的是“知识”，是以其专业知识来换取生活资料的。故近代学术不可避免地带有实用、功利、浮躁、浅薄的特性。这样一来，便与标榜“修德求道”的传统读书人有着很大差异。近代注重知识传递之大学教授，与传统的传道之师便迥然不同。蔡元培云：“自科举废,学校兴,师弟之间之感情，遂一落千丈。其故由于两方：教者除上堂演讲外,不复注意被教者之进步受益与否；被教者遂亦不发生感情与教者接洽。至使学术之授受，同于商铺之买卖，实为不良之现象。”学术之授受，同于商铺之买卖，乃近代知识人与传统读书人之重大差别。因为他们各自的功能已经不同：非传道卫道之师，而是求知、传知之师。
如果说读书人对学术的追求是“志业”而非“职业”的话，那么知识人对学术之追求，则逐渐变成一种社会“职业”，而非“志业”。传统“师”之责在于传道授业解惑，而作为近代社会职业的大学教授，则将知识的追求和传播视为第一位。其职责首先不是传道，而是求知，不是授业，而是研究。近代学术职业化后，知识人被纳入特定的知识生产和传授体制中，成为现代知识体制和学术体制中之知识人。
与学术职业化相伴随，近代学术呈现出越来越严格之体制化趋向。职业化学者被纳入近代分科化、专门化之学术体制中。现代学术体制以有形之场地和无形之规范，直接限定着学者之学术活动，并间接影响着学者之学术思想。职业化之知识人若不能与学术体制形成良好的对话关系，不仅会使学术体制越来越僵化，而且知识人也容易被体制所“化”。随着知识体制的日趋完善，知识人逐渐生存于知识体制内部，这是近代以来发展的趋向。职业化之知识人多遵从现代学术体制从事知识生产，甚至将知识作为稻粱谋，而不再执著于思想之道。这是职业化体制下学术研究的特点及知识人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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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2007-2-15 15:0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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