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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不只是社会和经济的存在体，人还是故事的讲述者。
彭：我做过瑶族的口述研究，在这过程中我发现，他们的叙述不是我们的学科范围和学习价值体系想要做的。比如我们试图通过他们的口述，找到某种历史事实。而实际上他们讲的和我们的追求、奉行的原则经常相悖，很难被我们的知识体系所证明。但是他们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巨大的质问：我们这种原则的依据究竟是什么？他们可能完全通过编故事，通过口占式、即兴式和口耳相传去构建历史。他们没有文字，不能在文本上向源头方向追溯，但他们有一种符号记忆。有些需要记忆的东西，他们会用符号给你一个终极性的回答：我们的祖先就是这样的。对于过程中发生的事情，他们经常会忘记；但通过叙述，他们每个人都成了族群历史的创造者，叙述成了他们最根本的认知世界的方式。
这是一种历史制造。在这种情形之下，口述就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种方法，而是建构历史、建构族群认同的不可缺少的要件。它应该作为历史的一部分被认识、理解。
定：这实际上就形成了另外一种原则。
彭：对。我们的原则是寻找“历史事实”，而他们的原则启示我们，也许更重要的是寻找事实背后的“社会真实”。哪怕这个事实是编出来的、想象的，但是编出来的和事实本身一起构成了这个族群真实的历史存在。
理查德森讲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通常我们把人理解为一个经济存在体，或者一个社会存在体，这是远远不够的。其实人还是一个故事的讲述者，故事的倾听者。每一个人都活在故事中。听故事的其实也是在讲故事。我们为什么要做知青史、满族妇女史，表面上看，你是在听人讲故事，而实际上你自己也在讲述。这是一种选择，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选择这个人讲这个故事？与其说他在讲，不如说你在讲，因为你觉得此时此地需要用这种方式讲这种故事。所以口述史放在这样的背景下，它的意义要大得多。
徐：把口述变成文字和新的文献，就好像为口述找到一个合法正统的地位。这个制造和变化的过程实际上抹煞了口述的本质，表现出一种文本中心主义的倾向，认为只有文字才靠得住，才能传下去。实际上，民间的那些故事、传说等等也是人类精神交往的重要方式。不可否认，声音的魅力在现代化社会中被淡化了。
定：视觉与听觉对于受者的感受是不同的，这一点我有很深的体会。
徐：还有一个是对文化发展方向的挑战。面对文化一元化的趋向，口述史提醒人们，文化是多元的。不同族群、不同阶层的人以不同的讲述方式表明不同的文化存在，每一个人以自己的方式加入到社会叙述中，这是他们的基本需求和权利。当一个东西成了边缘的支流的时候，很容易被遗忘；而中心的主流的东西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口述史出现在史学和社会当中，其意义是非常重要的。
彭：在人类学实验民族志中有一种叙事表明口述史的一种新的进展，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生命史叙事。最近有一本书叫《林村的故事》，作者是美国的一位人类学教授，前些年在我国闽南一个村子进行田野调查。他用一种新的田野方法记述个人（包括自己和访谈对象）的生命轨迹。他关注的不是来自不同的阶层、性别、年龄、职务的人们所讲述的故事，而是要说明，只有在那块特定的土地上才能生长出这样的生命群体，才会有这样的故事。也就是由特定的地方、特定的人群和特定的故事这三者结合而形成的生命形态。
定：就是说种子什么样，长出来果实就是什么样。
彭：对。好比香蕉，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会长出这样的香蕉。
定：我做满族妇女口述的时候，满族老太太那种特有的语调和神韵给我印象特别深。在付诸文字时如何保留这些特色是让我觉得特别难做的事。
刘：我记得小时候北京下层语言特别丰富，特别生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人们说话开始往官话上靠。现在很难听到原来那些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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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2003年5月25日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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